有一位外國學者在研究中國曆史時發現了一個特點：“中華帝國有一個不可思議的地方，就是它能用一個很小的官員編製，來統治如此眾多的人口。”如何才能做到這一點呢？他發現：
一般的地方行政官職權的一個特點，就是他在表麵上管轄著一個約有二十萬到五十萬居民的地區，地方長官是中央政府任命的該地唯一代表。這種表麵地位造成的結果，就是地方長官隻有在與當地紳士頭麵人物的密切合作下，才能做他的工作。
就是說中國的行政管理傳統上主要不是靠官吏直接操作，而是靠社會名流的協助進行。一般地區的行政管理是如此，城市管理同樣如此，因而中國傳統的城市中主流文化圈就由這些社會名流構成。從明清時期士人與商人結合形成的“紳商”階層到後來上海的資產階級，都具有這種社會名流的傳統地位、實力和影響力。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城市的管理不再是傳統的社會名流的事，而是各級行政機構和單位組織的事。在這種管理方式下，城市市民的價值觀念和趣味標準受到各級單位組織、行政管理部門和政府傳播媒介的輿論引導，形成了一種具有意識形態特征統一性的城市形象。這種類型的城市生活中沒有什麼特殊的社會名流階層，因而也沒有獨立的主流文化圈，隻有滲透在社會各個階層中的管理結構與管理機製在起著引導或製約的作用。
這種管理方式從理論上講一直是延續的，但對城市市民的精神、趣味的引導作用卻隨著城市社會的走向開放而逐漸消退著。當各級政府和單位組織不再對市民的趣味進行有意識和有效率的引導時，市民的生活方式開始走向了隨機發展的趨勢，由於這種發展的隨機性，城市形象也隨之變得破碎和模糊起來。在這種城市生活的環境中，沒有穩定的、有物質力量和號召力的主流文化圈影響和引導市民精神與趣味的發展，市民的生活方式便走向自發地接受隨機引導的方向。最典型的發展方式就是變得時尚化了：人們的趣味、愛好和評價標準都失去了穩定性和一貫性，一時興起的時髦會改變整個城市的形象。比如在八十年代，當個體戶或其他沒有文化素養的階層突然傳奇般地暴富起來變成“大款”時，城市市民們便一下子都變成了“大款”的崇拜者——人們津津有味地談論“大款”們暴富的神話，模仿“大款”們的消費方式，跟著“大款”用鄙夷、嘲弄的神氣看待文化、藝術和教育。如果從一個不同文化環境的角度來看這個時期中國的許多城市，會讓人覺得這些城市似乎都是些從無傳統底蘊的、暴發戶麇集的文化沙漠。過了一段時間之後，暴發戶“大款”不那麼吃香了，人們又開始跟著傳媒追逐影視歌壇等方麵的“大腕”。社會風氣又為之一轉：人們一會兒如癡如狂地崇拜、擁戴某個“大腕”，一會兒又如火如荼地聲討、抨擊同一個“大腕”。市民們似乎都變成了偏執狂似的激情主義者。時尚化了的城市形象如同哈哈鏡一樣歪曲了城市社會的本來麵貌。這種由時尚製造出來的城市形象其實是一種畸象，它使得市民失去了對自己所生活於其中的這個城市的真正感覺，沒有了一個完整、清晰的城市形象概念，隻有不停地隨波逐流變換著的社會風氣。在一個沒有了完整形象的城市裏生活，人們當然無法產生對這個城市的愛，甚至無法產生對城市本身的起碼關注。冷漠與遊離便是在所難免的事了。
與當今許多城市市民的冷漠與遊離相比，或許不得不承認，那些在紅衛兵的喧囂聲中仍然孤獨地品啜咖啡的人畢竟還有幾分對城市形象的眷戀，因而也還有幾分作為城市市民的與城市的一體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