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本世紀發展起來的許許多多大城市中，上海應當說是比較有特色的一個。上海的特色當然首先是它的發達程度。直到近幾十年香港的發展超越了它之前，上海曾經毫無疑問是中國最繁榮、最發達的大都市。即使在近幾十年發展相對緩慢的情況下，上海在城市文化和市民生活方麵仍有與眾不同的特點。
與中國其他許多城市比較，上海的生活方式中與眾不同的特點之一就是喝咖啡。當然，如果說的是三四十年代，至遲五十年代，或者八九十年代，在中國的大多數大都市中，喝咖啡算不上是什麼特別的生活習慣，盡管並不是人人都喜歡。但如果說的是六七十年代，尤其是七十年代，情況就不同了。對於六七十年代的一般中國人來說，喝咖啡、吃西餐、穿西裝之類的生活方式，不消說從觀念上就被當作“資產階級生活方式”而加以拒斥，更何況到了七十年代時，在大多數城市中也不再具備這種生活方式的物質條件——咖啡店基本上沒有了。即使有也無用，因為無法向顧客提供起碼質量的咖啡和點心，開咖啡店還有什麼意義？然而上海卻一直還保留著咖啡店，雖然數量肯定是少多了，提供的咖啡和點心質量當然也不免要打折扣。但重要的是，上海畢竟還有咖啡店，上海人還在喝咖啡。
孤立地看，喝咖啡這件事的確很難看出有什麼特別的意義。但如果設想一下，在全民投入“文化大革命”，努力倡導思想革命化，狠批“資產階級生活方式”，肅清一切“封、資、修”流毒的“火藥味”很濃的時代，同時也是生活資料高度匱乏、娛樂活動單調乏味的時代，有的人卻在悠閑地品啜帶著“小資情調”的咖啡，豈不是很令人感到奇怪的事嗎？然而這在上海人看來卻不是什麼大不了的怪事。盡管上海人並非人人都喜歡、人人都有經濟能力去喝咖啡，但在他們看來，這件事決不是象在其他地方的人看來那樣不可思議。
這就是上海文化的一個特點。對於上海人來說，喝咖啡、吃西餐並不象其他許多地方那樣被看成是奇風異俗。這是從本世紀初以來西方人浸染到上海資產階級的生活習慣，又通過上海的資產階級把這種生活習慣“傳染”給了一般上海市民。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各個大城市過去的資產階級都可能有這種生活習慣。但卻隻有上海人把這種習慣頑強地保留了下來，甚至抵抗住了“文革”火藥味的衝擊。這個事實表明，喝咖啡雖然是件小事，但它標誌著上海城市文化中一種根深蒂固的東西，這就是自本世紀初以來上海以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為主的文化圈所奉行的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不僅作為行為方式影響到了上海市民的各個階層，而且影響到了他們的習慣心理，成為上海人特有的風俗。
一種生活方式、一種娛樂方式能夠如此根深蒂固地影響到一個城市的風俗，根據在於這個城市有一個有強大影響力的文化重心，也就是城市中的主流文化圈。上海自本世紀二十年代前後中國資本主義興起之日起便成為中國資產階級的大本營。由資產階級和早期商人、士紳等“社會名流”融合形成的上海社會的主流文化圈不僅影響著上海的經濟、市政乃至政治生活，更重要的是在整個城市社會中人們的觀念裏，這個主流文化圈成為社會文化的代表，他們的價值觀念和趣味標準成為社會公認的標準。這樣一個主流文化圈盡管在後來從政治和社會結構的意義上消失了，而他們作為上海文化、尤其是上海趣味的象征卻一直潛藏在上海人觀念的深處。所以即使是在火藥味十足的“文革”年代，許多上海人仍然渴望著坐在幽暗靜謐的咖啡店裏悠悠地品啜。可以想見，人們心理深處所尋求的娛樂趣味仍然屬於早已灰飛煙滅的那一群群出入於國際飯店、跑馬場和音樂廳的社會名流們。
一個城市要能夠凝聚成一種精神、一個形象，首先要在市民中形成使大眾有所歸趨的主流文化圈。即使是以民主著稱的伯裏克利的雅典，體現著這個城邦的民主與自由形象的雅典公民不過幾萬人，隻占全城總人口的一小部分而已。正是這幾萬人構成了雅典社會的主流文化圈，決定了這個城市社會的文化形象和精神。作為古羅馬城市精華的羅馬公民，同樣隻是羅馬人口中的小部分，而正是這些以“羅馬人”自詡的人構成了人們心目中那高貴而又凶殘的羅馬形象。以“銷金鍋兒”聞名的南宋杭州城，當然要由“銷”得起“金”的富貴人家、士人名流為主，而南京販夫皂隸身上的“六朝煙水氣”毫無疑問是得自王謝故家的遺風流韻。在這些曆史上著名的城市中，主流文化圈形成了城市的主體，成為城市裏各個階層所依附、效法的中心，從而使得城市獲得了統一的形象和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