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的許多年裏，在中國文化語境中關於體育比賽意義的闡釋中最權威的一個口號是“友誼第一，比賽第二”。按照這個口號的解釋，體育活動的基本意義不是競技活動，而是交流、溝通活動也就是話語活動。
當然，把體育活動視為一種話語活動並非中國文化語境中獨有的觀念。奧威爾所批評的“體育精神”其實就是把體育活動當作交流溝通方式而產生的意義表達。現代奧林匹克運動作為世界性的文化活動，其基本宗旨之一就是通過體育活動的交流來促進各國人民、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推動世界和平與進步事業的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講，現代奧林匹克運動的確也是一種話語交流活動。“重要的是參與”這個口號的意義不僅僅指體育運動的參與，同時也意味著文化意義上的參與，即話語的交流。
如果說中國式的“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口號與現代奧林匹克的觀念有什麼不同，那就是前者把體育活動作為運動的意義與作為話語的意義顛倒了過來，變得有點喧賓奪主了。當人們以一種調侃的態度談到“友誼第一，比賽第二”這句口號時，常常會暗示這是為了怕輸而用的一句托詞。一個明顯的反證是，當中國的專業體育運動水平大幅度上升從而在國際體壇上以更積極的姿態開展競爭時，這句口號就幾乎再也聽不到提起了。“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口號喊得最響的時候，正是中國體育運動水平最低的時候，難怪人們會覺得這是一句掩飾自己水平低下的托詞了。
然而這句話並不總是一句托詞。能夠為這句話的正麵意義作出最權威注解的一個史實就是七十年代曾對中美關係乃至國際政治產生重大影響的“乒乓外交”。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中國從六七十年代地緣政治的所謂“新月形包圍圈”形勢中突破出來，所使用的外交戰略就是從“乒乓外交”開始的。把乒乓球比賽作為外交話語使用，這是中國外交藝術創造性的一個最成功的範例。在“乒乓外交”中，“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口號得到了最具體的貫徹。在這裏，“友誼”一詞被賦予了特定的、也是確切有效的含義而不是為了掩飾失敗而尋找的托詞。也就是說，在“乒乓外交”中，體育活動的話語功能得到了充分的實現。實現這種功能的先決條件是中國在國際乒乓球運動中無可爭辯的優勢地位。隻有在乒乓球比賽中，中國人談論“友誼第一”才決不可能被誤解成掩飾失敗的托詞。由此可見，把體育活動作為話語活動，首先需要擁有一定的實力，也就是話語的權力。奧威爾懷疑“體育精神”的存在，因為他看到的體育活動所表達的意義不是一般人所想象的交流溝通和合作，而是競爭。其實，這正是“體育精神”這個概念所固有的悖論：作為不同文化之間對話、交流、溝通和合作的形式，“體育精神”是體育活動的話語功能和話語意義的體現。然而在實現這種話語功能時，又必須擁有話語權力。人們通過體育活動進行的對話活動，首先是爭奪話語權力的競爭。體育活動作為話語交流的活動也因此而首先成為不同文化之間權力關係的鬥爭。
自“乒乓外交”之後，中國的體育活動作為國際交流話語的活動，第一個最重要的事件就是重新回到奧林匹克運動中。回到奧林匹克首先是一種政治活動，是政治對話的結果。但與此同時，作為一種體育活動，參加奧林匹克運動會又成為體育文化的對話。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出現在奧運會上，這是個政治和外交對話的勝利；而在奧運會進行的各個項目的比賽中則是各個國家體育活動本身的話語權力的表現。中國代表隊在洛杉磯奧運會上實現“零的突破”是一種體育運動行為的實現而不是政治行為，它的意義一方麵是體育活動的，即表明中國體育競技水平的突破性提高；另一方麵則是話語的，“零的突破”意味著獲得了在奧林匹克運動中的話語權力。事實上，奧林匹克運動作為一項國際性的文化活動，已經形成了一個話語中心，參與奧林匹克運動就是參與一個國際性的話語交流圈。在這個話語交流圈中，一個國家代表隊的體育競技水平決定了這個國家所享有的話語權力。“零的突破”所表現出的是一種進入話語主流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