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經濟全球化中各國分擔的生態環境的代價的不公平。經濟全球化使發展中國家生態環境和可持續發展的矛盾日益尖銳，對人的生存和發展構成嚴重威脅。經濟全球化使生態環境危機等全球性問題更加突出。經濟全球化是各種利益主體為自身利益而進行的世界範圍的競爭，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個別主體活動的社會能量增大了，社會影響擴大了，如果個別主體為了獲取一己私利，無視人類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就有可能造成嚴重的資源浪費和生態環境破壞。在現代化的通訊和交通條件下，人們交往的時空距離已大大縮短，日益變小的世界已不允許人們將行為後果外化，把代價和風險轉嫁給其他社會部門、其他地區、其他文化或子孫後代。隻有認識到生活在同一地球的人們的命運的相關性，自覺保護環境，才有可能緩解和解決全球性問題。
可持續發展是20世紀聯合國向世界各國提出的關於人類長期發展的戰略。它要求人與人之間、人與自然之間的互利共生、協同進化和發展，它以經濟的發展為基礎，以社會的協調發展為目標，以生態的發展為條件，其最終目標都是促進人的全麵發展。然而，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廣大發展中國家為了縮小與發達國家的經濟差距，借此機遇發展自己，不加選擇地上馬了一些對環境汙染嚴重的工業。同時發達國家借此機會把勞動和資源密集型產業和高汙染、高能耗的技術本國需要但又環境汙染太嚴重的工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去。其結果是利用了資源、汙染了環境，為發達國家提供了服務，給發展中國家種下了短期內難以去除的毒瘤，影響後代的身心健康和發展。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不僅造成對本國環境的汙染，在推進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還把環境汙染向落後的國家和地區輸出。一種辦法是將嚴重汙染的企業轉向發展中國家，如：日本60%以上的高汙染產業已經轉移到東南亞和拉丁美洲，美國39%的“肮髒產業”已轉移到第三世界。另一種辦法是直接將有毒廢料垃圾輸向發展中國家。據統計，1986年至1988年，發達國家共有350萬噸有害廢物輸送到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世界上最大的有毒廢料輸出國美國，每年要向境外傾倒200萬噸左右的毒廢料。這樣的做法雖然使某些發達國家近幾年生態環境有所改善，但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生態環境卻急劇惡化。美國前副總統戈爾在談到這一問題時，認為發展中國家是因為“貧窮使它們出賣資源。它們因貧窮而向發達國家借債，為了還債和利息，不得不把森林出賣。”
（3）從個體與類的發展的矛盾來看
在舊式分工與私有製存在的曆史階段中，人的個體發展與類的發展出現了矛盾與背離，這種矛盾與背離在資本主義時代表現得尤為突出。在資本主義大工業中，人的發展呈現在我們麵前的是兩幅對照明顯的圖景：一幅是資本主義時代人的種族能力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和發展：“資產階級在它不到一百年的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另一幅同樣真實的圖景是，在資本主義大工業中，個體的活動範圍越來越小，個體的能力日益片麵化，人的有機的身體與生理器官被撕裂成為支離破碎的“碎片”，人創造了機器，自身卻又成為了“機器上的某個點”，個體被肢解為片麵的畸形化的人。由此可見，社會分工一方麵擴大了社會總勞動，形成了人類整體能力的發展；另一方麵又導致勞動異化，阻礙了個人的全麵發展，這種類的發展是以個體的發展為代價的。在全球化階段，這種類的發展以個體發展為代價的局麵並沒有改變，類與個體的矛盾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麵：
第一，人類活動和能力的全麵性與個人活動和能力的片麵性之間的矛盾。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人類征服自然的活動以及在此基礎上的其他活動在深度和廣度上不斷向前推進，由此導致的人類活動的不斷全麵化及其必定伴隨著的人類能力的全麵化，構成了每個個人全麵發展的前提。但是，人類整體與個體的這種統一，隻能從曆史的漫長發展中表現出來，分工使勞動者不得不在特定的範圍內日複一日、年複一年地做著枯燥無味而緊張繁忙的機械性工作，使勞動者的活動受到限製，以至畸形發展成為並不全麵而是片麵的人。因而在異化勞動的條件下，人類整體全麵發展，恰恰是以大多數的個體的片麵化為代價的。分工一方麵促進了人的多樣性活動形式的發展，從而實際地證明了人是一種具有多方麵需要和能力的稟賦全麵的存在物，另一方麵卻又剝奪了至少是大多數人的這種全麵發展的現實機會。分工使個人“變成片麵的人，使他畸形發展，使他受到限製”。由於在私有製條件下，私人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間分裂，由於階級對抗的存在，分工具有外在性、強製性的特點。分工把一定的特殊的活動範圍強加給每一個人，每個人都不得不屈從分工，屈從於他被迫從事的某種活動。每一個人都不得超出強加給它的一定的特殊的活動範圍。隻要分工是強製性的，不是出於自願的而是自發的，那麼，“人本身的活動對人來說就成為一種異己的、同他對立的力量，這種力量壓迫著人，而不是人駕馭著這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