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看來，理解的困難還在別處。人們可以假定，焦慮作為自我對自身力比多的一種逃避，其實也正是起源於力比多本身。這一點晦澀難懂。我們必須記住，一個人的力比多基本上是他自己的一部分，不能視為身外之物。它是焦慮產生的“拓撲動力學”（topographical dynamics）問題，我們現在對此仍不清楚——在那個過程中究竟產生了什麼心理能量，這些心理能量究竟起源於什麼心理係統，等等。這又是一個我不敢保證能回答的問題。但我們還有兩條應予遵循的線索。要這樣做，我們就得再次利用直接的觀察和分析調查以幫助我們去推測。接下來我們將把視野轉向於兒童焦慮的發生以及與恐怖症有關的神經症焦慮的起源問題。
在兒童身上，憂慮是十分常見的事情。但要區分它是神經性焦慮還是現實性焦慮卻似乎是很難的。研究了兒童的行為之後，做出這種區分的價值便很成問題了。因為一方麵，假如兒童對所有陌生人或者新的情境、新的東西感到害怕，我們不會感到奇怪；我們很容易將這種反應解釋為他的軟弱和無知。於是，我們便認為兒童有一種強烈的現實性焦慮的傾向。倘若這種憂慮是一種先天的遺傳特征，那麼，我們就應該將它視為一種非常有利的安排。兒童隻不過是在重複史前人和現代原始民族的行為。由於其無知和無助，他們害怕每一件新奇的事物以及許多熟悉的、現在已不再引起焦慮的東西。如果兒童的恐怖症至少有一部分與我們所認為的人類發展初期的遺留物相同，那麼，這正符合我們的期望。
另一方麵，我們不能無視下述事實：並非所有兒童的焦慮都具有相同的程度；那些對各種對象、情境都特別膽怯的兒童長大後往往成為神經症患者。因此，神經症傾向也是通過一種直接的傾向而表現為現實性焦慮；憂慮似乎是一種原始的東西。我們的結論是：兒童和後來的小夥子及姑娘們之所以害怕自己力比多增加，就是因為他們害怕一切東西。由此可見，焦慮起源於力比多的這種說法應受到否定；如果對現實性焦慮的決定因素進行研究，那麼，人們便可得出下麵這個結論：對自身軟弱無助的意識（即阿德勒所說的：“自卑感”），如果能從童年期一直延續到成年，它便會成為神經症的最終基礎。
這聽起來既簡單又動聽，以至於我們不得不給予注意。的確，它將涉及到神經症狀態之謎的破解問題。這種“自卑感”——以及決定焦慮和症狀形成的東西——似乎確實可以持續到成年，但是需要做出解釋的是，在特殊的病例中怎麼會出現所謂“健康”的結果。但通過對兒童的憂慮進行仔細研究，我們又能揭示什麼？剛開始，兒童害怕的是陌生人；情境之所以變得重要，隻是因為這些情境中涉及到了人，隻是到後來才涉及到物。然而兒童害怕這些陌生人，並不是因為他認為這些人不懷好意，而是他將自己的弱小與他們的強大相比較，從而認為這些人會危及自己的生存、安全和快樂。認為兒童多疑且害怕用於支配世界的攻擊本能，這其實是一種完全錯誤的理論建構。兒童對陌生的麵孔感到害怕，是因為他已習慣於看到熟悉和親切的身影——尤其是母親。正是他的失望和渴望轉變成了焦慮——事實上，其力比多由於沒有得到使用，但又不能久儲不用，所以隻好以焦慮的形式發泄出來。這絕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這種情境乃是兒童焦慮的原型，是出生時——亦即與母體分離時，原始焦慮狀態出現的決定因素之再現。
在兒童身上與情境有關的原始恐怖是黑暗和獨居。前者能持續終生。當兒童感到某個照看他的人，也就是他的母親不在身旁時，他就會產生這兩種恐怖。我曾聽到一個害怕黑暗的孩子在隔壁房間大聲喊叫：“阿姨，跟我說話，我很害怕！”“那有什麼用呢？你又看不見我。”這個孩子卻答道：“如果有人說話，房間裏就會亮些。”於是，在黑暗中所感受到的渴望就轉變成了對黑暗的恐懼。神經症焦慮決非隻依附於現實性焦慮，是現實性焦慮的一個特例。相反，我們發現兒童的行為有點像現實性焦慮，其主要特性與神經性焦慮相同——即起源於沒有得到利用的力比多。兒童似乎生來就極少有現實性焦慮。在所有那些後來成為恐怖症決定因素的情境裏（如登高、過水上的窄橋、坐火車旅行、乘船等），兒童均沒有表現出焦慮。的確，他們知道得越少、焦慮也便越少。假如他們能通過遺傳獲得更多的這種保護生命的本能，那當然是再好不過，因為這將極大地有利於對他們的照料，使他們免遭種種危險。實際發生的情況是，兒童一開始總是過高地估計自己的力量，表現得無所畏懼，因為他們不知道危險的存在。他們沿著水邊奔跑，爬上窗台，舞刀弄劍並玩火——總之，做一切肯定會傷害他們而又令照護者擔憂的事情。現實性焦慮在他們身上最終被喚醒，完全是教育的結果，因為人們不會讓他們在自己的痛苦經曆中去學習。
於是，倘若有些兒童很容易通過訓練而意識到焦慮，並能發現那些未遭受到警告的東西的危險，我們便可以做出這樣的解釋，與其他兒童相比，這些兒童的體質裏有更多的先天的力比多需要，要麼他們已過早地被力比多的滿足所損壞。毫無疑問，那些後來才患神經症的人，他們在孩提時也屬於此類。我們知道，最有利於神經症發展的莫過於不能長時間地忍受力比多的大量淤積。你們會注意到這裏又有一種體質的因素在起作用——對此，我們從未有過異議。我們所欲反對的僅僅是將體質因素視為惟一而忽視所有其他因素的作用，以及當觀察和分析結果表明體質因素毫無作用或作用無足輕重時，仍將一切都歸之於體質因素的作用。
讓我總結一下我們由兒童憂慮的觀察中所了解到的東西：幼兒的焦慮與現實性焦慮關係不大，而與成人的神經症焦慮密切相關。像神經症焦慮一樣，它也起源於沒有得到利用的力比多，亦通過外部對象或情境來替代所失去的愛的對象。
你們會很高興地聽到，對恐怖症的分析並沒有告訴我們許多新東西。因為，在恐怖症裏發生的事情同樣出現在兒童的焦慮中：無處發泄的力比多不斷地轉變為一種明顯的現實性焦慮，進而，一種外界的微不足道的危險便成了力比多要求的代表。恐怖症和兒童的焦慮之間的這種一致是不足為怪的，因為幼兒恐怖症不僅是後來“焦慮性”癔症所表現的恐怖症的原型，而且也是它們的先決條件或序曲。每一種癔症性恐怖都可追溯到幼兒的焦慮並成為它的續篇，即使它們具有不同的內容，而必須有其不同的名稱。這兩種錯亂之間的不同之處在於它們的機製。至於成人，雖然力比多暫時得不到發泄，但也不至於轉變成焦慮。成人早已學會了怎樣保存這種力比多，怎樣用其他方式使用它。然而，如果他的力比多附屬於某種受到壓抑的心理衝動，那麼，與尚無意識和潛意識區分的兒童相類似的種種情形就會再度發生。並且，以退行到幼兒期的恐怖為手段，成人的力比多便獲得了一條通道，便能輕而易舉地轉變為焦慮。
你們還記得，我們已詳盡地討論過壓抑作用，但那時，我們總是隻注意那個被壓抑的觀念的命運——這自然是由於它更易於識別和描述。我們總是遺留了一個問題，即那個附屬於被壓抑觀念的情感究竟發生了什麼。直至現在我們才知道，無論這個情感在正常的事態發展中表現出什麼特征，它的命運都將是轉變成焦慮。然而，情感的這種轉變乃是壓抑過程的一個更為重要的部分。要說明這一點並非易事。因為，我們還不能像主張潛意識觀念的存在一樣來主張潛意識情感的存在。一種觀念是意識的還是潛意識的，都可保持不變；同時，我們往往能講出相當於潛意識觀念的東西究竟是什麼。但情感卻是一種發泄過程，評價它的方式亦完全有別於觀念；如果我們對心理過程的假設不進行更深刻的思考和分類，那麼，我們就不能說出與潛意識的情感相當的東西到底是什麼。我們現在還不能對此加以討論。然而，我們要強調我們業已獲得的印象，即焦慮的產生與潛意識係統有著密切的關係。
我已說過，力比多轉變成焦慮——最好是說，以焦慮形式發泄出來——是受到壓抑的力比多的直接命運。現在還必須補充一點：轉變成焦慮並非受壓抑的力比多的惟一的或最後的命運。在神經症中，運轉著一種力圖阻止焦慮產生的過程。這種過程甚至在運用種種方法成功地達到了自己目的的情況下也不會終止。例如，在恐怖症中，我們可以清楚地區分這一神經症過程的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涉及到壓抑和力比多轉變為焦慮，這種焦慮與外界危險尚有密切的聯係。第二個階段在於建立各種防禦設施，以避免與外界危險的接觸。自我深感力比多的危險，於是以壓抑作為逃避力比多的工具。恐怖症則可比作用來抵抗可怕的力比多這種外部危險的堡壘。但這一防禦係統亦有其弱點：它雖然堅固，但仍不免會遭到來自內部危險的襲擊。將來自力比多的危險投射於外，這是永遠不能成功的。由於這個原因，在其他神經症裏，便有其他防禦係統的運用以反抗焦慮產生的可能。這是神經症心理學中的一個非常有趣的部分，但不幸的是，要討論這一問題，將使我們離題太遠，並且，還需要更深奧的專業知識作先決條件。我隻想補充一點。我已給你們講過“反精神貫注”，自我在壓抑過程使用過它，以後將繼續使用，以確保壓抑作用的穩定性。這種反精神貫注的任務是運用各種不同形式的防禦方法以抵禦壓抑後焦慮的產生。
讓我們再回到恐怖症問題上來，我可以很有把握地說，你們現在已經明白僅僅尋求恐怖症內容的解釋，僅僅研究導致恐怖症的這個對象或那個特殊的情境而不管其他，那是絕對不夠的。恐怖症的內容與顯夢同等重要。必須承認，在一定的條件下，恐怖症內容中有許多由於物種遺傳的原因被用來作為焦慮的對象，正如斯坦利·霍爾（1914）所堅持認為的那樣。事實表明，許多焦慮對象隻能通過某種象征的關係才能建立起它們與危險的關係。
因此，我們確信焦慮問題在神經症心理問題中占主要地位。我們深感焦慮的產生與力比多的命運及潛意識係統有著密切的聯係。隻是還有一點與我們的觀點有著一定的裂縫，那便是下述無可爭議卻與我們的觀點不協調的事實：現實性焦慮也是自我的自我保存本能的一種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