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士們、先生們：
在進一步了解神經症之前，我們還需要做一些新的觀察。此處有兩種這樣的觀察。二者均非同凡響、令人驚訝。事實上，通過我們去年所做的討論，你們就有了對這兩種觀察的思想準備。
首先，當我們著手恢複患者的健康、減輕其疾病症狀時，患者常常對我們進行激烈、頑強地抵抗。這種抵抗貫穿於整個治療的始終。這個事實很奇怪，簡直令人難以置信。此事最好不要告訴患者的親戚，他們會把這看成是我們想掩飾治療的漫長或失敗的一個借口。患者表現出這種抵抗的現象，但他們也拒絕承認他是抵抗；倘若我們能使他接受我們的這一觀點，並承認其存在，那就等於我們在治療上取得了一大進步。這一道理稍加思考就會明白。患者因其症狀已使自己及親友深感不安，為了消除這些症狀又蒙受了時間、金錢和精神上的巨大損失，而我們卻相信，患者正是為了其疾病的利益才抵抗他的幫助者的。這種話聽起來是多麼不近人情啊！然而事實的確如此。你們如果指責我們不近人情，那我們隻想回答說，類似的事情太多了。一個人由於牙齒疼痛難忍而去看牙醫，當牙醫拿起鉗子準備處理他的壞牙時，他又盡力阻止牙醫這樣做。
患者的抵抗種類繁多，非常微妙，往往難以察覺，其表現方式亦變化多端。醫生必須持懷疑態度並小心提防才是。
在精神分析治療中，我們仍使用你們在釋夢時就已熟悉了的同樣的技術。我們先讓患者處於一種安靜的、無思想的、自我觀察的狀態，然後再要他們按出現的先後順序向我們報告其內心所覺察到的一切情況——情感、思想、記憶等等。同時我們明確地告誡他，不要對這些聯想有任何選擇、或取舍的動機，無論這種動機太討厭、太不正當而難以說出口，還是該動機太微不足道或太不相幹，亦或是毫無意義而無說出的必要。我們敦促他隻注意那些他意識到的東西，而不要對他所發現的東西作任何評論；我們向他保證治療會獲得成功，特別是治療時間的長短都取決於他是否遵守分析的這一基本技術規則。從釋夢的技術中，我們已了解到，引起有關懷疑和反對的種種聯想，正是那些其中有著使潛意識得以揭示的材料的聯想。
設置了這一基本技術規則後，我們所遇到的第一件事便是患者將它作為抵抗攻擊的目標。他用盡一切辦法逃脫它的束縛。他一會兒說自己什麼也沒想起來，一會兒又說想到的事情太多，不知從何說起。隨後，我們又驚奇地發現，他忽而批駁這一觀念，忽兒又批駁另一觀念：他談話時所出現的長時間的停頓便是證明。於是，他承認自己確實有某件無法說出口的事情——他不好意思說出口。基於此，他便不再遵守其諾言了。有時，他會說想起了某事，但此事不是與自己而是與另一個人有關，因此不能說出來；有時，他又會說，此時想起的事情實在太微不足道、太愚蠢且太無意義：這些事無論如何都不會是我打算讓他想起的那種。患者的報告便在這眾多的花樣中進行著。他嘴上不斷地說“要講出一切”，結果也真正是“要講出一切”。
我們還沒有遇到一個患者不是想方設法將自己思想的某一部分隱藏起來，以防止治療過程真正地觸及到它們。有一個在我看來相當聰明的男子，就曾用這種方法將一段個人的戀愛經曆隱藏達數星期之久。當要求他說明他破壞這條神聖規則的原因時，他自我辯解說，這段特殊的經曆屬於他個人的私事。分析治療當然不承認患者有這種庇護權。如果允許他們有這種庇護權的話，那就相當於我們一方麵設法逮捕罪犯，另一方麵卻又允許在維也納城設一特區，嚴禁在霍黑·馬克特廣場或者聖斯蒂芬教堂抓人，而事實上，我們又可以完全肯定能在這個庇護所裏找到他。我曾經允許一名男子擁有這種例外的權力，因為他的辦事效率在很大程度上有賴於外界的條件，作為一名官員，在就職宣誓的約束下，他不能將某些事情告訴他人。結果的確讓他很滿意，卻令我非常失望。我決定不再重複諸如此類的嚐試了。
強迫性神經症患者完全了解怎樣運用自己的多心和疑慮來使我們的技術規則成為幾近無用的東西。焦慮性癔症患者有時通過產生種種牛頭不對馬嘴的聯想而使這一規則變得荒唐可笑，他們的這些聯想皆無助於分析的進行。但我並不打算告訴你們處理這些困難的方式。我隻想說，通過我們的決心和堅韌不拔的努力，我們最終成功地使患者從抵抗轉向稍稍遵守這一基本技術規則——而此時，抵抗又轉向了另一個領域。
抵抗此時是以理智的形式出現的，所借助的是種種論據，利用的是未受到專門訓練的、普通人所指出的精神分析學理論的種種困難、不可靠之處。我們此時的職責便是從每一位患者口中聽取科學界對我們施與的一切批評和反對。正因為我們是這樣做的，因此，在我們的耳中，所有這些從外界傳來的呐喊沒有一個聽起來是新奇的。這隻不過是小茶杯裏的風暴。但是患者是願意與我們辯論的；他急於讓我們指導他、教導他、反駁他，給他介紹一些文獻，好讓他可以得到進一步的指教。他很樂意成為精神分析的擁護者——條件是分析不要牽涉到他。然而我們可以把這種好奇看做是一種抵抗，看做是他對我們這個特殊任務的一種逃避。這當然是我們所不允許的。在強迫性神經症的病例中，我們不得不做好遇到某些特殊的抵抗策略的準備。患者通常會允許分析順利進行，以使其疾病的種種問題能逐漸變得明朗。但直到最後，我們才開始對我們的啟發為什麼沒有產生實質性的進展，即為什麼沒有減少症狀而深感奇怪。後來我們認識到這種抵抗又回複到懷疑這一強迫性神經症的特征上了，正是因為這一點，對我們的抵抗才卓有成效。患者仿佛在說：“是的，一切都很不錯，都很有趣，我也很樂意繼續下去。它若當真有效，就會大大減輕我的疾病，而隻要我不相信它，它就對我的疾病沒有任何影響。”事情就這樣持續了很久，最後患者失去了忍耐力，於是又迸發出堅決的反抗。
理智的抵抗並不是最壞的，人們常常可以戰勝它。然而，患者也知曉如何在分析範圍內進行這種抵抗，所以，征服這種抵抗就成了一個最困難的技術問題。患者不是回憶而是重複其早年的種種態度和情感衝動，通過所謂的“移情作用”（transference）來反抗醫生、治療。若患者是男性，他通常從他與其父親的關係中選取這種材料，並使醫生成為其父親的替代物。在這種情況下，患者往往會借助於下述方法來進行抵抗：借助於爭取人格、思想獨立的努力；借助於野心，而野心的最初目標就是力爭與父親平等或超過父親；借助於不願在自己的生活中再次背上感恩戴德的包袱的態度。所以，我們有時會產生這樣的印象：患者試圖將醫生置於錯誤的境地，使醫生認識到自己無能為力，徹底地打敗醫生，以此來打消醫生治療疾病的良好願望。婦女們天生地會利用感情，為了達到自己的抵抗目的，他們往往移情於醫生。假使這種依戀達到一定的程度，那麼，她們對於治療的直接情境的一切興趣，以及她們在治療開始時所承擔的所有責任都會蕩然無存；她們慣有的妒忌，以及在無論受到多麼委婉的拒絕時所產生的怨恨肯定會破壞她們與醫生的關係。這樣一來，分析就失去了一種強有力的動機作用。
我們不應片麵的譴責這種抵抗。它們包含有許多最為重要的來自於患者過去經曆的材料。這些材料的表露方式又是如此地令人信服，假如分析家技術精湛，知道怎樣將這種抵抗轉化為對分析的幫助，那麼，這種材料就能成為對分析的最好支持。然而，一個明顯的事實是，這種材料起初總是作為一種抵抗，作為一種不利於治療的偽裝。我們還可以說，患者用來反抗治療的就是他的性格特征和自我的態度。據此，我們發現這些性格特征的形成涉及到神經症的決定因素，是在對它們的要求的反抗中形成的。我們還遇到了那些不能正常出現，或不能達到同樣的程度，可以視為潛隱的性格特征。你們切不可形成這樣的印象，以為我們將這些抵抗的出現看做分析治療的一種意料不到的危險。不，我們知道這些抵抗一定會出現的；事實上，隻有當我們不能明確地將它們喚起，不能向患者闡明它們時，我們才會感到不滿。的確，我們終於明白，克服這些抵抗正是分析的基本職責。它表明，我們對患者的治療已初見成效。
我還想提請你們進一步考慮，患者經常利用分析期間所發生的所有偶然事件來幹擾分析的進行，利用分析範圍以外的每一消譴、他所處環境中對分析滿懷敵意的權威人士的每一評論、任何偶然的機體疾病、任何使神經症複雜化的機體失調、甚至其病情的每一改善來作為他削減努力的種種理由。如果你們考慮到了所有這一切，你們就差不多了解了這種抵抗的種種形式和方法（雖然仍不很完全），每一種分析都伴隨著這種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