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臨漸漸陷入了沉思，他自己心裏當然再明白不過了，他對江南科場一案的確是從重懲處的。為什麼要這麼做？他當然有自己的想法。先說南闈的兩名主考官方猶和錢開宗吧，臨行前皇上專門召見麵諭，令其“敬慎秉公”，而方、錢二人是陽奉陰違，違諭壞法。對此等主考若不予以嚴辦，今後天下臣子誰會遵旨？若都拿皇帝的禦旨當作兒戲，這天下豈不亂了套啦？
到了順治十四年的時候，眼見得清入主中原已坐穩了江山，少年天子治國有術，倡言“滿漢一家”，令廣大漢人士子刮目相看，從彷徨苦悶中解脫出來，決心脫胎換骨為新朝效力，於是大江南北老少儒生紛紛埋頭苦讀聖賢書，製藝八股文章，期望以科舉致仕而出人頭地，耀祖光宗。然而躍躍欲試的儒生們卻時運不濟，遭遇到了震驚一時的丁酉科場案。這年秋天，南北兩地開科取士，稱南闈和北闈。在放榜之後，北闈士子鼓噪大鬧，扯破了榜文。南闈士子更是群情激憤，怒不可遏，社會鼓蕩。
先是由北方的無名氏寫了一本《萬金記》，萬即南闈主考官方猶之姓去掉上麵一點，金即南闈另一主考官錢開宗之姓去掉右部，來揭露方錢二人弄權科場，大撈油水的內幕，一時在社會上流傳甚廣，在江寧書肆十分暢銷，輿論嘩然。長洲尤西堂侗（即尤侗）又做了一部《鈞天樂》，也是講考試行賄買通關節之事，此書在京師傳得滿城風雨。當時，“尤侗、湯傳楹高才不第，隱姓名為沈白、楊雪，描寫主考何圖，盡態極妍，三鼎甲賈斯文、程不識、魏無知，亦窮形盡相”，“上震怒，遂是有獄”。
對才子尤侗，順治帝一向很賞識，常在宮中吟誦他諷刺當朝弊政和表現百姓疾苦的《煮粥行》。順治極其佩服尤侗的文采，稱其為“真才子”。他甚至把尤侗的其他許多詩文也譜成曲，時常令樂工們彈唱，品悟詩文意趣。順治對尤侗、歸莊等人的作品甚為寬容，此類譏刺當朝的詩文若在後朝或前朝，作者必殺無疑。是故當時人盛讚年輕的順治帝的開明之舉：“樂府流傳入禁廷，月明一麵唱瓏玲。詞人不坐青邱禍，老退閑書貝葉經。”其中的“青邱禍”係指前朝明太祖朱元璋因不滿大臣高啟的一首詩而將其殺死的字禍舊事，而這種事情若發生在稍後的乾隆朝，還不知要株連到多少人呢。
文字之獄，是明清史上普遍而又獨有的特征。當蒼頡造字的時候，他或許不會想到本應造福於蒼生的文字競也會給人類帶來災難吧？當然，罪不在蒼頡，不過，當蒼頡的在天之靈看到由他創造的文字給後人帶來的負麵影響——災難、血光之時，他會不會深深後悔呢？所幸，大清的少年天子順治帝是一位開明的君主，這種悲劇在他在位的時期基本上沒有發生過，這豈不是漢族士人的一大幸事？
須知，明末清初之際，江南一帶有不少漢族士大夫在思想上甚至在行動上堅決反清，最典型最有影響的莫過於這一時期最傑出的三位著名思想家——顧炎武、王夫之和黃宗羲了。正如《清史稿》中所寫的那樣：“天命既定，遺臣逸士，猶不惜九死一生，以圖再造。及事不成，雖浮海人山，而回天之誌，終不少衰……呼號奔走，逐墜日以終其身，至老死不變，何其壯歟！”
江南一帶由於受明末東林黨、複社的流風遺韻的影響，文人士大夫們始終不肯與大清合作，若是當朝天子認真追究起來，那麼滿朝文武中還能有那麼多的漢人大學士和漢官嗎？還能有現在的徐元文、熊賜履等人在京城裏高談闊論、談笑風生的情形嗎？
身為帝王，貴為天子，順治帝競把罵自己罵得狗血噴頭的歸莊、尤侗等人的詩文譜成樂曲，佐食下咽，這難道不體現了少年天子的博大胸襟和非凡的氣度嗎？這對那些飽學而又清高的江南文士不是一個福音嗎？所以，徐元文、熊賜履們不再猶豫，不再“執迷不悟”了。正因為如此，他們的生活和境遇才比他們的父輩們要優裕得多，而他們的才華和能力也得到了最充分的體現，從而博得個青史留名，豈不美哉？
順治帝寬厚待士的種種做法在朝中的漢官們最為清楚。比如王崇尚、王熙父子便親身體驗過。父子同朝為官，平日裏又備受皇上的賞識，這父子倆也就更加盡心竭力、勤於供職了。可是老虎也有打盹的時候呀，有那麼一回，竟差一點送了兩父子的命！
那是發生在北闈與南闈兩個科舉大案之後不久的事情，當時在朝的漢官多半受到了牽連，就是與此案無關的官員也是人人自危，轉眼間便覺矮了三尺，當然那些滿洲的王公大臣和大學士們就更加得意洋洋了。
屋漏偏遇連陰雨。有一次退朝時，王熙父子竟不約而同地對朝鮮使臣垂頭而泣，淚容悲戚，大失朝儀，被當日的糾儀給事中任克溥參了一本！
這還了得？任克溥奏稱王熙父子“心裏念念不忘故明，分明有叛逆形跡”！
對此，王熙父子隻得認罪，承認是“情不自禁”，因為當時朝鮮使節一時疏忽競穿著前明的朝服來上朝，令王熙父子觸景生情，黯然神傷！
可是，就漢臣而言，思故明者便為不忠，不思故明者便為忠嗎？這個念頭在少年天子的腦海中閃過，他當即便有了主張，隻用一雙明亮的眼睛看著惶恐不安的王熙父子，微微一笑：“身為明臣而不思明者，必非忠臣！朕豈不明此理？起去！”
隻這麼輕描淡寫的一句話，令在場的漢官們唏噓不已，王熙父子更是激動得熱淚盈眶：多麼寬容聖明的君主呀！
既是如此，順治為什麼又要嚴懲南闈一案中的眾多士人呢？主要是南闈之弊，影響太壞，流傳太廣，不予嚴懲，難平民憤和士心。江南一帶，人才輩出，精英薈萃，物華天寶，非其他地區所能相比。自大清開科取士之後，每一次會試的狀元、榜眼、探花，多為江浙才子所得。包括順治十八年在內，順治朝前後共舉行了會試殿試，其中，呂官、鄒忠倚、孫承恩、徐元文、馬世俊五名狀元是江蘇人，史大成是浙江人，隻有傅以漸、劉馬壯兩名狀元是山東、湖北人。八名榜眼中，江蘇有兩名；八名探花裏，江蘇有四名，浙江有四名，還不包括在朝的大學士，九卿總督、巡撫等漢官，他們也多係江浙人士。因此，如果科場弊端太重，真才得不到選拔，勢必使朝廷難覓良才，而那些懷才不遇的士人難免滋生不滿和對抗情緒，甚至詆毀朝政，動搖民心。所以，順治帝下決心嚴懲了南闈科場一案，並且使一些無辜的士人受到了牽連。當然，這裏邊恐怕也與滿洲王公大臣對漢人的不滿和挑撥以及漢人太過清高有關。比如那個有名的才子吳兆騫，都說他才思敏捷最善做文章，動輒下筆千言，最有“晾才絕豔”，可是當順治帝在中南海瀛台親試該科江南中式的正副榜舉子時，這個吳兆騫竟交了一張白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