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8世紀後葉開始的西方殖民征服，是西方殖民者憑借科學技術的優勢以暴力摧垮非歐文化的過程。英國學者李約瑟說：“由於西歐現代科學技術的勃興，給人們帶來了空前未有的控製自然的力量，從而使美洲人和歐洲人產生了一種似乎不自覺的統治心理。隨著殖民主義擴張時期的兼並侵略，軍事征服，以及‘遠征討伐’的勝利，這種統治心理就更加根深蒂固了。……今天的基督教文明的狂妄自大並不亞於當年的十字軍。”科學技術的優勢和工業文明的優勢並不代表文化總體的優勢，既沒有理由將自己文化模式強加於人，更沒有理由進行文化征服和文化滅絕。從這個意義上講，義和團所進行的任何文化求存的反抗都具有道義上的合理性的。
退一步說，西方工業文明在中國的存在，絕不僅僅意味意著文明的進化，而首先是作為侵略與掠奪的象征存在的。盡管中國也進行了近代化的嚐試，但是那個時代的工廠、鐵路、輪船大多是外國資本在中國的體現。中國非但沒有可以憑借它們走向近代化，反而日益陷入農村破破產、經濟衰敗的深淵。法國學者謝和耐（Jacques Gernet）甚至說：“1895-1949年間的中國‘現代化’表象遠不是代表著一種進步和充滿希望的發展之起點，而更應被視為中國社會之異化和解體的明顯征兆。”所以，義和團對西方工業文明的對抗與破壞，遠不象有些人想象的那樣野蠻和愚味。他們行動的指向實際上並非西方物器的本身，而是這些物器的象征。他們盧德式地搗毀西方物器，實際痛恨的是進行侵略掠奪的西方人（正如盧德砸的是機器，恨的卻是資本家一樣）。蔣夢麟先生回憶在上個世紀之交對西方人的感覺時曾這樣說：“在我的記憶中，外國人既神聖又凶惡，象千手觀音那樣有兩副麵孔，無數雙手。一邊的手上持一束電光，一艘汽輪船和一隻漂亮的娃娃，而在另一邊手中，擎著一條警棍、一把手槍和一小包鴉片，當人們看他光亮一麵時，他是安琪兒，而看他黑暗一麵時，他則是魔鬼。”對於生活在殖民化的都市裏的新式中國知識分子來說，西方人和他們的文明都具有魔鬼般猙獰的一麵，更何況隻受近代化之苦而未得分毫之利的農民。在上個世紀之交的農民眼裏，西方就意味著神通廣大的魔鬼。當國門洞開60年之後，農民真真切切的感覺到了西方工業方明的巨大壓力，他們的理性告訴他們，這是一種前所示有的“新狄夷”；但是他們的理性卻不能告訴他們如何去抵禦這些幾乎無所不能的魔鬼。為求自強之道，“於是君子謀於朝，小人謀於野”，“小人之謀”的結果就是神道救國和盲目排外。曆史並未給他們提供了其他選擇的機會。
正如有的研究者（金耀基）曾經指出的那樣，義和團運動也是一場“文化本土運動”。但這場文化本土運動所必須的文化整合卻僅限於下層，從某種意義上講，義和團運動成了鄉土文化能量的大釋放。各種鄉土文化的要素被高度濃縮又扭曲地捏合在拳民意識和拳壇儀式中，迸發出它的輝煌，也暴露出了它的無奈。這種文化本土運動的下層走向，實際上是上層文化（即大傳統）在西學麵前喪失自信結果。中國士大夫固守幾千年的人文道德、禮儀製度，在持續幾十年的文化衝擊下，實在變不出功利性的利器來抵禦強敵；忠信仁義，畢竟化不成幹戈楫櫓。待到中國敗於采用西法的小小“倭寇”時，不僅開明的士大夫對道統發生了懷疑，就連固執於祖宗之法的顢頇者也缺乏原有的自信，不得不開始眼晴向下，向小傳統尋求助力。最後當義和團祭起原來處於邊緣狀態的巫術、武術加神道（邊緣的神道）時，他們便如獲至寶，表現出孤注一擲的熱情。一位士人在運動後寫道，對於義和團這套形式，因“北方人質樸，故信之者多，原無足怪。所可怪者，以二百年之朝廷，洞明事理之大臣，嫻於文學之侍從，乃皆為其所愚，而舉社稷於一擲。其命意之所在，率不能得。”其實，“其命意之所在”並不難得，這個朝廷的太後、王公和大臣們，既希望農民來救其江山、性命的駕，又希望小傳統能救大傳統的“文化之駕”。當大傳統出現“文化失效”的時候，從上麵而言是要尋找支撐，從下麵而言則是大傳統喪失了威信，暫時的出現“文化空位”現象，小傳統前去“補位”。所以小傳統才在文化本土化運動中一時成了主角。當然，最後這種嚐試的失敗，告訴了人們隻有在民族獨立的基礎上將自己的文化再度開放，才有可能煥發生機，而封閉地在大小傳統之間尋找出路實際上是無路可走。
義和團運動是中國近代史上意義深遠的曆史事件。它所昭示的曆史文化難題，至今仍有待於我們進一步探索。因為我們仍然麵臨著如何發揚民族自尊心、愛國心和吸收外來的一切優秀文明成果的時代任務，仍然感覺到政治、經濟與文化帝國主義殘餘的陰影，而且，還會不時地邂逅那些與當年的拳會刀社成員具有近似心態而社會作用卻絕然相反的練功者以及似曾相識的“戲法”。
時代需要我們對義和團的曆史和思想意識作出更深入更細致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