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編《詩經》為“四”
孔子精研周人學問，又逋周禮，當然早就熟知了這個周人之間心心相傳的秘密天機。孔子精數學，他也可能是在編《易經》之時推演易理破譯出這條天機。
孔子編《詩經》，就運用了這條“道為四”的原理：
小雅本屬風，是廟堂之風；大雅本屬頌，是廟堂之頌。孔子又將小雅大雅單列出來，正為“四”之數：國風為一，小雅為二，大雅為三，頌為四。
小雅大雅又可合為一部，即雅。雅本屬頌。詩經之數“四”亦包括了“三”。
老子之道為“三”，孔子之道為“四”，孔子包含了老子的思想，又高過了老子思想，於此可見。其實也不是孔子高過了老子，而是周人高過了殷人。這一點的悟出殊大不易！我如果家不在良鄉，就不會去良鄉的商周博物館，就看不到周坑中顯示的“一人四馬”，就不能明白周人“一分為四”的哲學思維，也就不能明白孔子編《詩經》為四的用意。冥冥之中，確有天意。
《史記》載，孔子曾想去趙國見趙簡子，因亂沒去成，隻能臨河而歎。假如孔子過了河去了趙國，那麼就可能到當時的趙國所在地，也就是後來春秋滅亡、戰國興起時的燕國都城燕邑，即古時的北京，今天的良鄉，就有可能到我家所在的位置走過。惜吾晚生二幹載，不能一親聖人之顏！
——《頌》是讚美上天。
再說說《頌》。這個簡單，《詩經》之“頌”包括周頌、魯頌與殷頌。孔子這樣編排意思是：
《周頌》——宗周
《魯頌》——重魯
《商頌》——懷殷
《周頌》在前，表明宗周，崇尚周禮。
《魯頌》緊跟在周頌之後，表明魯國緊跟周王朝走，如同當初魯國開國之君周公緊跟周天子走。魯與周一體，周與魯一道。魯在所有諸侯國中地位特殊而重要，是周公所在，是周禮與太廟所在。因此孔子將《魯頌》列入《頌》中，而沒有列齊楚等國的頌。每國國君都有家廟，每國都有頌，但敢與《周頌》、《商頌》並列的，唯有《魯頌》。《周頌》《魯頌》都是周頌，都是頌周。
《魯頌》之後是《商頌》，這表明了周革殷道，同時又保留了殷道，抑之，故列於最後；存之，故列於其中，不廢。孔子為殷人之後，孔子將《商頌》列入《頌》、列入整部反映周人思想的《詩經》中，也在表明：殷即周也，吾為殷人，吾亦為周人也。
《詩經》的《雅》與《頌》，對於孔子本人有特殊意義，相當於孔子的家譜。《大雅》與《頌》的大量詩篇，用飽含感情的語言記錄了殷人的曆史與周人的曆史，如《大雅·緜》寫到了周人祖先古父亶公，《商頌·那》寫到商湯。殷人的祖先是孔子血統上的祖先，周人的祖先是孔子精神上的祖先，孔子一並祭之。
《詩經》的《雅》、《頌》中有大量讚美上帝之辭，這是《詩經》全書關鍵，是我們了解《詩經》不可或缺的鑰匙。
以往我們讀《詩經》都看《國風》去了，其實《雅》、《頌》才是真正的《詩經》。
《雅》、《頌》中大量讚美上帝的詩篇，體現了《詩經》作為祭詩的本質。不要忘了，《詩經》的作用不是拿來看的，根本上是用來敬拜上帝的讚美詩歌詞，專用於太廟祭祀，不是哪裏都可以放。
孔子編《詩經》，就是編一本讚美詩大全，配以《樂經》，詩歌與音樂合二為一，周禮成矣。
《詩經》之《雅》、《頌》歌頌的對象有二：上帝與列祖列宗。歌頌的方式分別為：
一，為直接讚美上帝，如《大雅·皇矣》：“皇矣上帝，臨下有赫。”意思是：光明啊上帝，你降臨世間有著赫赫光華。
二，為間接讚美上帝，通過讚美殷人周人的列祖列宗讚美上帝，如《大雅·文王》：“文王在上，於昭於天。”意思是：文王因為有豐功偉績，已被上帝升到天上，也大放光華。
這二者都是讚美上帝，隻不過一為直接、一為間接而已，毫不衝突。我們讚美上帝有多種方式，不能拘泥於形式。還有一點很重要：不能忘了列祖列宗。中國風俗最重列祖列宗，這是孔子“孝”的思想之來源。孝道思想代代相傳，成為吾國之魂。這一點，被人認為是與信上帝相衝突的，其實不然，“孝”來自於“天”，沒有上帝，哪來列祖列宗？沒有列祖列宗，何來我身？從來沒有人因為不忘列祖列宗就忘了上帝的，相反，一個人越有孝道，就越知敬天。此亦為《詩經》大義，不可不知。
孔子編《書經》
孔子編《書經》，也是用編《詩經》的手法，“一分為四，四道合一”。
孔子說，“吾道一以貫之”，就是此意。關於孔子編《書經》，下麵我說兩個問題。
孔子搜書
關於《書經》的第一個問題，孔子從何處得來《書經》的原始資料？
漢代的《緯書》說《尚書》原有三千二百四十篇，孔子刪為一百二十篇。《史記》說孔子“追跡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
結合這兩個說法，當知孔子所做的工作為：
一，刪《書》。孔子刪書刪得狠，凡是不合於周禮、周道的，一並刪除。
二，在《書》前，孔子作了一篇序，叫《書傳》。案，孔子作《易傳》為可考之事，《史記》又說孔子作《書傳》，我們可以推想孔子除了《春秋》外，其餘五經都作了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