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演義》塑造了一大群鮮明生動，有生命力的人物形象。這是一部藝術性很高的作品。但它也有種種不足。如否定農民起義的錯誤立場，封建迷信等等。然而它畢竟是一部偉大的文學名，羅貫中也因此獲得了在中國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
相傳羅貫中，在福建遇見了童年時代舄施耐庵相識的王道生。王道生來在《施耐庵墓誌》中寫到：“及長，得識其（指施耐庵）門人羅貫中於閩，同寓逆旅，夜間灺燭暢談先生軼事，有可敬可泣者，不禁相與慨然。”出於對施耐庵的敬愛，在王道生麵前，羅貫中甚至把自己的著作，都說成是施耐庵的。
羅貫中是中國文學史上一位有特殊貢獻的作家。他所寫的小說很多，都是以亂世為題材，中國曆史上隻有七個分裂的時代，羅貫中就寫了其中三個，除《三國演義》外，相傳還有《隋唐誌傳》、《殘唐五代史演義傳》和《三逐平妖傳》等著作，也曾參與了《水滸傳》的編纂、創作。他亦能詞曲，所作的雜劇，今所知者，有《宋太祖龍虎風雲會》、《忠正孝子連環諫》、《三平章死哭蜚虎子》三種，後二種已佚去。羅貫中經曆了元末的社會大動亂，目睹現實的紛爭，對人民苦難深重的生活處境比較了解，對他們的理想追求也有所認識。他從事小說創作的動機，一方麵「無過於泄憤一時，取快四載」，另一方麵，也是為了改變當時話本藝術中存在的弊端，為民眾，為說話藝人提供一個好的、方便的說話底本。他從社會的、文學的需要出發，對幾種在民間影響較大的話本小說材，進行了搜集、整理、充實等紮實的新創工作。羅貫中的作品，尤其是《三國演義》的出現，標誌著我國古代小說從話本階段向長篇章回體過渡的完成，揭開了我國小說發展曆史嶄新的一頁。
歐陽貞
歐陽貞（1318年～1388年），字元春，號貧樂，一號石戶農。元朝分宜防裏人。享年70歲。據《袁州府誌》、《分宜縣誌》、《防裏十派歐陽氏族譜》的有關記載，似乎不是，而是肺腑之言。他從小就受到嚴格的家庭教育，淹貫經史。大些，又外出拜揭奚斯（元朝文學家、史學家，今豐城人）、夏鎮（進士，宜春人，文章簡古有法，學者多宗之）為師，發憤讀書，以後工古文詞，做了小官。元朝末年，政治腐敗，正下太亂，便辭官回家。明太祖朱元璋得了天下，政局穩定後，他才出頭露麵。開始參加江西鄉試，中第一名解元。從此又進入仕途，先後做了考城、扶溝主簿。幾年後，因年將花甲，便請求回鄉。
洪城十八年（1383年）他65歲考中了進士，僅僅是取個“學曆”而已，重回家鄉。他在家鄉裏幹些什麼？一是“求老農學鋤耨，性拙而力弱，工倍而食鮮，故益貧，雖貧亦未嚐以為苦”；二是“喜遊遨，每佳山林好風月，同心者邂逅，杯酒從容，即高談郎詠，旁者無人”；三是在“自坐自行中有會悟”，則廢寢忘餐，吟詩著文，（《石戶農傳》）所著有《周易問辨》三十卷、《史提鉤》七十卷。詩文有《餘學初集》、《龍江叢稿》、《東齋寓錄》、《貧樂集》。
“貧樂”自己讚自己，寫了篇《貧樂齋自讚》，其詞曰：天能貧吾身，而不能貧吾心；吾能樂吾心，而不樂吾身。貧吾身固不樂，樂吾心斯不貧。人皆以身不貧者為樂地，吾獨以心不樂者為貧民。噫，樂果何人？貧果何人？這是作者自我解剖人生觀，用哲學語言，闡述自己對貧與樂的看法。作者是個甘貧窮的樂觀主議者，從貧與樂說到身與心。在他看來，人的身與心（天理良心，善良的心，正確的思想、意識）這兩個東西，心更重要。如果維護身子與維護有顆善良的心發生矛盾時，應盡可能維護後者。因此，“天能貧吾身”，天能夠使我少吃少穿，身子受到折磨，“而不能貧吾心”，不能我的良心受到損害。樂心與樂身往往發生矛盾，這矛盾一旦發生，那就“吾能樂吾心，而不能樂吾身”。由於這樣，我在任何時候都“樂吾心”。因常“樂吾心”，任何時候都感到滿足，就任何時候也不感到貧乏了。然而好些人的看法與我不同，“人皆以身不貧者為樂地”，他們認為人生在世，吃得好穿得好用得好，肥了身子就是快樂，不管花的錢來得正路不正路，即使是妄取苟求，不義之財，良心受到譴責，他們也要這樣幹，認為能撈到錢的地方就是“樂”地。我卻認為這各昧天良肥已而“心不樂者”的行為，不僅無快樂，而且是人世間真正的“貧民”。
歐陽貞的父名自強，字秀南，又字南翁。後將住宅改建為意山讀書樓，揭奚斯為之書匾額（現匾尚存），並作記，虞集（元朝學者，字伯生、世稱邵庵先生，崇仁人）為之賦詩，學者稱他為意山先生。
姚廣孝
姚廣孝（1335年～1418年），元末明初政治家、高僧。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出家為僧，法名道衍，字斯道，自號逃虛子。蘇州人。通儒、道、佛諸家之學，善詩文。與文學家宋濂、高啟等交友，又從靈應宮道士席應真習道家《易經》、方術及兵家之學。二十三年於徑山從遇庵大師潛心於內外典籍之學，成為當時較有名望的高僧。但始終未曾放棄成就大業的抱負，追求功利，仰慕元初僧人出身的開國功臣劉秉忠，欲成開國建業之功。明初，因其故友多被明太祖朱元璋所殺，對洪武朝政治懷有強烈不滿。
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選高僧侍諸王，為已故馬皇後誦經薦福。廣孝以薦入選，隨燕王朱棣至北平（今北京）住持大慶壽寺。從此經常出入燕王府，參與奪位密謀，成為朱棣的重要謀士。朱棣“靖難”稱兵前，他曾推薦相士袁珙以占卜等方式，並通過對當時政治、軍事形勢分析，促使燕王朱棣堅定信心；又於王府後苑訓練軍士，打製軍器，作好軍事準備；建文元年（1399年）六月起兵前夕，計擒北平布政使張昺、都指揮使謝貴。靖難之役中，他留守北平。十月，輔佐燕王世子率萬人固守北平，擊潰朝廷數十萬北伐之師。此後，仍多讚謀帷幄，終使朱棣奪得皇位。朱棣即位後，初授官僧錄司左善世，永樂二年（1404年）再授為太子少師，複其姓，賜名廣孝。晚年，姚廣孝既厭懼官場爭鬥的凶險，又不甘心放棄畢生事業的追求，故雖然受官，卻未改變僧人身分，主要承擔太子、太孫的輔導講讀，及主持《永樂大典》、《明太祖實錄》等書的修纂。其博通精深的學識和修養對皇太孫（即明宣宗）有較大影響，對《永樂大典》的完成也起了很大作用。
主要著作有《逃虛集》、《逃虛子詩集》、《逃虛類稿》等。姚廣孝的墓塔位於崇各莊鄉長樂寺村東。八角九級密簷式塔。塔前有明宣德元年（1426年）所立成祖棣“敕建姚廣孝神道碑”一座。
張養浩
張養浩（1270年～1329年），元代散曲作家。字希孟，號雲莊。山東濟南人。張養浩小時侯非常喜歡讀書。長大以後，曾任東平學正、監察禦史、翰林學士、禮部尚書等職。
天曆二年（1329年）關中大旱，特拜陝西行台中丞，前往救災，到任4個月，勞瘁而亡。張養浩為官直言敢諫。他的一些散曲寫宦海風波、世態炎涼，真切深刻，如〔朱履曲〕《警世》便是反映這方麵內容的佳作。另有些散曲寫他辭官歸田後的心理感受和退隱田園的生活，輕鬆自如的心情躍然紙上。最有名的作品是〔山坡羊〕《潼關懷古》，在懷古興歎之際聯想到百姓的疾苦。他的小令〔得勝令〕《四月一日喜雨》、套曲〔一枝花〕《詠喜雨》是在陝西賑災時所作，比較真實地反映了災區人民流離失所的悲慘生活。在元代散曲中不多見。著有散曲集《雲莊休居自適小樂府》傳世。據《全元散曲》所輯，今存小令161首，套數2套。
黃溍
黃溍（1277年～1357年），字晉卿，一字文潛，婺州路義烏（今浙江義烏）人，元代著名史官、文學家、書法家、畫家。他文思敏捷，才華橫溢，史識豐厚。一生著作頗豐，詩、詞、文、賦及書法、繪畫無所不精，與浦江的柳貫、臨川的虞集、豫章的揭徯斯，被稱為元代“儒林四傑”。他的門人金涓、王褘、宋濂、傅藻等皆有名於世。
黃溍生性聰穎，天資絕人，且相貌俊秀，得人喜愛。他從小就循規蹈矩，好學不倦，孜孜以求，平日裏無事決不隨便出門玩耍。先生教授的《詩經》、《尚書》，過目不忘，熟讀成誦。他學習寫作，長進很快，幾百字的文章，一揮而就。久而久之，黃溍的文章在當地出了名，並不斷傳揚開去。
元延佑元年（1314年），朝廷恢複了貢舉之法，以便選拔延攬人才。對早就出了名的黃溍，縣吏就催促他參加考試。當年，省試《太極賦》，黃溍以楚聲為之，詞作擺脫陳言，卓然不凡，成為試場中的上乘之作，被人傳誦。翌年（1315年），滿腹經綸、才氣橫溢的黃溍廷試中選。但讀卷官以黃溍“詞近激”為由，張榜時僅為三甲末第，賜同進士出身，授將仕郎。同年四月二十二日，授官台州路寧海縣丞。
寧海縣，位於浙東沿海，瀕臨鹽場，鹽業興旺。可是，一些鹽戶有恃無恐，以為他們不隸屬於縣衙門，因而不受管束，肆意妄為，殘害百姓。而當地的一些官吏受這些鹽戶的賄賂收買，也不主持公道，聽之任之，使得這股惡勢力更加肆無忌憚，橫暴尤甚。
黃溍到任後，察訪社情民意，見此情景，深惡痛疾，並毫不遲疑，對為非作歹者一律繩之以法，絕不寬容。此時，黃溍的下屬官吏，有的憂心衝衝，深怕受到報複，因此，就小心翼翼地告訴黃溍說：“這夥人背後有人撐腰，惹不得！”這勸說當然出於好心，認為黃溍初來乍到，還是明哲保身要緊。可黃溍沒有卻步，他斬釘截鐵似的回答道：“官可以不當，百姓的事不能不管。”他仍然執法如山，對地方惡霸嚴懲不貸。幾經努力，惡焰漸消，百姓終得安寧。在懲治這些害人蟲的嚴峻鬥爭中，有許多動人的故事。有一後母與一和尚通奸，並用毒藥謀死親夫，反誣被親夫的前子所殺，而前子將被定罪。聽了前子的叫屈聲，黃溍脫下官服，打扮成平民，深入暗訪，查明實情，終於使案情真相大白。冤案昭雪，好人得救，凶手受懲，全縣百姓拍手稱快，莫不歎服，對黃溍欽敬不已。
當時，寧海縣內還有一些惡少參加盜竊集團，圖謀搶劫，縣衙得到舉報，懸賞緝拿。可地方上的大姓豪強，為了謀取賞格，不憑證據，胡亂舉報，並據此抓來一批“嫌疑犯”。但由於沒有真憑實據，遠難斷案，致使久拖不決。黃溍為此多方調查，一一細細審理，公正斷案，既不冤枉好人，也不放縱壞人，其間被免除死刑的就有10餘人。
朝廷派大員到各地考察，得知黃溍既能幹又清廉，政績顯著，便提升他為兩浙都轉運鹽使司石堰西場監運，並委以整頓吏治。黃溍任勞任怨，秉公辦事，懲治了鹽場不法之亭戶。這一來，紀綱大振，百姓信服，鹽場為之一清。
延佑六年（1319年），黃溍改任紹興路諸暨州判官，後又奉省撤監稅杭州。當時的諸暨，“其俗素稱難治”，積弊深重，棘手難題較多。黃溍到任後，一不畏難，二不大意，審時度勢，對症下藥，重點擊破，終於變難治為易治。官府巡海船，按照慣例，三年就得更新，費用由官府支出，但不敷之數，須由百姓補足。於是，一些貪官借機向百姓伸手斂財，以多收少付的辦法，中飽私囊。對這一敲詐老百姓的陋政，黃溍變革向例，節省開支，杜絕貪汙，把多餘的錢退還給老百姓，從而減輕了人民負擔。百姓領了這筆退還的錢，歡呼聲不斷，稱黃溍是清官。
當時，還有一些不法之徒，互相勾結，以偽鈔擾亂社會，脅攘民財。而一些地方官吏又任其欺詐，不管不聞。這些不法之徒就更加膽大妄為，致使偽鈔泛濫成災，殃及鄰近的新昌、天台、寧海、東陽等縣，株連數百家，百姓遭害，情景很慘。府長官令黃溍查處此事。黃溍通過查問，明白了真相，掌握了充分的證據，使得有關人員低頭認罪。瀆職的官吏被除名，不法之徒受到了懲罰，那些無辜被株連者也得到解脫，老百姓也不再受偽鈔的禍害了。可其間有一個“捕盜卒”，暗地把偽鈔藏匿良民家，而後又向官府“揭發檢舉”，並糾集近百個惡少手持棍棒，衝向這良民家搜查，氣勢洶洶，企圖大敲竹杠，以發橫財。此時，正好黃溍下鄉後回城，同這夥人相遇於郊野。黃溍見此情景，頓生疑竇，他便反問道：“州府弓卒定額僅30名，哪來這許多人？”“捕盜卒”瞠目結舌，無言以對。黃溍便喝令“縛送子州！”這群惡少見勢不妙，慌忙作鳥獸散。這良民終於免遭了一場災禍。
有一盜賊被關在錢塘縣獄內，可他賊心不死，暗中勾結一遊民，指使這遊民賄賂收買了獄吏，於是，獄吏便私下放了這盜賊。而這獄吏利令智昏，又如法炮製了假文告，並打發這盜賊做向導，先後逮捕了20餘人，以此威脅百姓，索取錢財。黃溍得知這一情況，深入察訪，掌握了全部實情。他就召見了這獄吏，並理正詞嚴地告訴他：“緝捕盜賊，應當慎重對待，認真商議。”他又嚴厲地指出，今天手持這文書的人，又不是本州州民，情況更是可疑在黃溍所寫的墓記和墓誌銘中，總是以人物生平事跡為依據，肯定和褒獎人物的優良品格，弘揚中華民族的傳統精神，讀後感人至深。他所寫的序或跋，切中肯綮，給當時不少文人的作品作了評論，並闡發了寫詩作文的道理。列入《黃文獻公文集》三卷雜著部分的《賈論》，其實是一篇散文。文章開頭，以濃豔的筆觸描寫了“賈區”即市場的繁華景象，“吳之鹽蜀之布會稽之美箭，代之名馬，至於漆枲卮茜筋膠藥物之眾，無不叢聚區別”。接著，又寫了經營珍貴商品的艱險，“而貝現丹銀，重淵邃穀怪珍之產，又皆篝火腰組，冒百死之禍，乃能奪而出諸虎豹蚊龜之宅”。可是，商賈為獲取厚利，總是“役傭工，費舟車，遑遑顫顫，心計目察”。但在當時，“市井事”總是被“士大夫所共賤鄙而羞以汙齒牙也”。於是，作者尖銳而深沉地提問：“今之稱為大人君子者，果何如哉，果何如哉？”文章指出，有好多所謂士大夫者，雖自詡為“貴人”，卻不求真才實學，不為百姓謀福利，而隻知“飾虛懷枵”，鑽營高官厚祿，生活腐化，道德敗壞，反不如商賈的誠實無欺，直心爽性。文章說，“號呼以望售者，何憧憧耶？償人之直，而能無德色者，又幾人耶！”在封建社會裏，黃溍能如此重視商賈，並拿士大夫同他們作對比，給予公正的評論，實在難能可貴。
黃溍寫的《勸農文》，立意鮮明，闡述了農業的重要，提出了如何盡地力奪豐年的問題。文章一開頭，就大聲疾呼：“古之有民社者，未嚐不以農事為先。”那麼，如何戰勝旱澇，減少災荒呢？文章引述了魏文候使李悝改地造田的史實，提出了“欲盡地力者，亦在乎盡人力而已”的觀點，認為“勤則歲增”、“不勤則歲減”。作者還聯係他當時為官的諸暨州情，希望“率而子弟，竭其四肢之力，以從事於南畝”。這樣，“將見富歲之人，費減益增，蓄積既多，縱有旱澇，可無乏食之慮”。黃溍還提出獎勵那些農業生產上有成就的人，以增強百姓對農業生產的責任心。可見，黃溍為官一任，心係百姓，在發展農業生產上是盡心盡責的。《說水贈蔣春卿》，以綺麗蘊藉的文詞，豐富的聯想和淋漓盡致的描繪，盡情地讚美了水的秉性。然後，筆鋒一轉，以水喻人，願人們“持涓滴以相波瀾”，即使大才小用，也要真心誠意，為國為民貢獻一份力量。作為黃溍的得意門生、元末著名文學家、後為明代開國文臣之首的宋濂，曾經這樣記述人們爭先誦讀先生黃溍詩文的情景：“海內之士與浮屠老子之流，以文為請者日集於庭，力麾而不去。一篇之出，家傳人誦。雖絕域殊邦，亦皆知所寶愛。”登門求教者，實在是絡繹不絕。
黃溍是位書法高手。他從小練習書法，宗薛稷而自成一家，形成了醇雅俊逸的風格。他看到曆代書法家的真跡，總是如獲至寶，細細研習。他一生中，為不少碑、帖、石刻、墓誌銘、題詞作跋，其中有：《跋李北海永康帖》、《跋蘇公父子墨跡》、《跋崇國公墓誌銘》、《跋朱張二先生帖》、《跋韓合公真讚》、《書肯齋李公遺墨後》、《跋荊公帖》、《跋米元暉帖》、《跋宋諸公遺墨》、《題吳興趙公書洛神賦》、《題東坡歸鍾繇書》、《跋米南宮帖》、《跋胡氏家藏公犢》、《跋蘭亭五字損本》、《跋蘇黃二公帖》、《跋晦菴先生帖》、《跋和靖先生帖》、《跋蘭亭序》、《跋禦書明良二大字》、《跋禦書慶壽二大字》、《跋禦賜永懷二字》、《跋宋諸公遺墨》、《跋來兩朝遺墨二首》、《跋米元章書蘭亭序》、《跋歐陽文忠公帖》、《跋乾淳四賢墨跡》、《跋嶧山碑》、《跋館本十七帖》、《跋林和靖詩》、《跋範文正公書伯夷頌》、《跋範文正公與尹舍人帖》、《跋東坡書秦少遊龍井題名》、《跋默成潘公帖》、《跋靜修先生遺墨》、《跋趙魏公書歐陽氏八法》、《跋溫公通鑒草》，等等。在這些跋文中，黃溍不僅記述了這些墨寶的事由、內容，也對其書法作了論評，可見其書法造詣之深。黃溍在《題東坡歸鍾繇書》中寫道：“古者臨書，多取其意，而不專求其形似。予所見唐人臨二王書，無不然，非獨蘇公此帖為然也。今之善為形似者，可謂極天下之工矣，豈古人之智巧未足以臻此耶！”這學習書法之訣巧，說得多麼精到。正是這樣，當時人們都很想得到黃溍的墨寶，即使是小小片幅，寥寥數字，也必珍藏，並以之為榮。元末明初的文學家陶宗儀在所著《書史會要》中稱：“溍淹賅經術，書宗薛公晉而自成一家。危（素）承旨嚐雲：‘吾平生學書，所讓者黃晉卿一人耳’。”黃溍的書法真跡，存有《與德懋劄》、《兔穎帖》、《跋蘭亭閣》等，有的收在《三希堂法帖》，成為書法史上不可缺少的閃光一頁。至今，在北京北海公園古樓內，還能看到黃溍留下的真跡。
黃溍還是一名畫家。他善畫山水，筆近王蒙。其傳世作品有至正七年（1347年）作的《梅花書屋圖》軸，紙本設色，筆墨蒼古，氣勢渾厚。600多年來，黃溍一直為後人所傳誦、所敬仰。在義烏稠城，先後建有多處紀念祠亭。但曆經滄桑，多已麵貌全非，有的已蕩然無存。原建於高墈巷的黃大宗祠，氣象恢宏，雕梁畫棟，石柱挺立，蔚為壯觀，具有民族風格。現在，此祠已被現代化建築所替代，為稠城鎮第一小學校舍。位於原朝陽門外的“二賢祠”，是為紀念黃溍而設立的。
歐陽玄
歐陽玄，字元功，號圭齋，長沙瀏陽人。祖籍江西，係歐陽修的族裔。清康熙年間修瀏陽縣誌時因避康熙皇帝玄燁諱，改玄為元，所以又有歐陽元之稱。元延二年（1315年），取中進士第三名，為官40餘年先後六人翰林，兩為祭酒，兩任主考，千生以史學成就最為突出，同時也以詩文聞名天下，因其學識淵博，文績卓著，人稱“一代宗師”。
畢生經曆
元統六年（1333年），元惠帝以歐陽玄任翰林院直學士，負責編修《泰定帝實錄》、《明宗實錄》、《文宗實錄》和《寧宗實錄》，合稱“四朝實錄”，受到朝野好評。因此，當至正（1341年～1367年）初年元惠帝下詔修撰遼、金、宋三史時，又以歐陽玄為總裁官。接受了這一任命後，歐陽玄極為負責。丞相脫脫問他三史編撰從何人手，他回答：“編史好比造屋，關鍵是聚材、擇匠。聚材就應當先購書，擇匠就必須遂選史官。”脫脫同意他的建議。歐陽玄便本量搜集史料，仔細選定撰寫者，並先親自定出凡例，讓參加編寫者有所依據。待記、傳的正文完成後，他又一一寫出論、讚、表、奏，對史事人物作一大略的評價。編寫過程中有些撰稿者為顯示自己的才華使某些議論不公正，也有部分書稿因編寫者眾多而文字差異很大。對這些情況，歐陽玄不多作口舌辯爭，等初稿呈上後自己詳加推敲，斟酌改定。因而三史體例統一，文筆一致，對人物史事的評價較為公允。元惠帝閱讀完成稿後再三稱讚，後人評價也較高，認為三史共600卷千萬言宇都由歐陽玄一人改定，很不容易；不足是由於卷佚浩繁，其中難免有所差錯，有的同一件事、同一個人在書中出現多次，卻先後記載不同。不過瑕不掩瑜，遼、金、宋三史總體而言堪稱信史。
三史修成後，歐陽玄因功升翰林學士承旨，朝廷又命他纂修“仿周禮之天官，作皇朝三大典”的《經世大典從此外，他還編成《太平經國》、《至正條格》、《經考大典》、《纂修通議》、《康書纂要》、《元律》等史著多種，共達1120卷。可惜的是，這些史學方麵很有價值的書籍大多已經散佚，未能傳至現世。如果說歐陽玄編修三史和其他史學著作有使人借鑒曆史經驗教訓功效的話，那麼他所撰寫的《至正河防記》則對治理黃河，安定民生有著直接的現實意義。1351年（至正十一年），元朝以賈魯為總治河防使負責治理黃河，功成後又命歐陽玄製作河平碑文以表旋此次治河的功績。歐陽玄遵令完成了河平碑的製作，但在這過程中他感到以前司馬遷《史記》和班固《漢書》中所記載的修得河渠溝恤的狀況，僅僅記下了治水的道理及水流趨向，不涉及到治水的具體方法，使後世擔任治理黃河任務的負責者無從了解和考究。於是他向賈魯和熟悉河情者仔細詢問，並將治河過程中所作的各種記錄詳加勘質，然後寫就了《至正河防記》。詳盡記載了這次至正年間治理黃河的方略方法，對後世治河有一定參考價值。
歐陽玄不僅在史學方麵成就卓著，在詩文方麵也享有盛譽，有《圭齋文集》15卷遺世。他的詩題材廣泛，不論是寫景詠物，還是酬和應答，都文辭典雅，《元詩選》、《全金元詞》等共錄入他的詩詞百餘首，其中不乏意境深遠之作。如《漫題二絕》之一吟道：“鈴索無聲玉漏稀，青續夜直月侵扉。五更一覺梅花夢，催得江南學士歸。”詩中描寫了作者深夜工作的情景，而懷鄉思歸之意襲上心頭，含蓄深沉，真摯感人。由於歐陽玄仕途通達，以布衣而躋身高，所以詩中常有一種躊躇滿誌的意態，還有不少應酬之作。歐陽玄的散文成就很高。他作文效法族祖歐陽修，以廉靜深醇、舒徐和易為法。曾說：“夫文廉則不誇，靜則不躁，深則不膚，醇則不靡。”歐陽玄的文章確能做到不浮誇，而且據事直書，沒有世俗的誇誕之弊。歐陽玄最為人稱道的是製誥碑銘一類文體，當時朝廷宗廟製造大多出自他手，海內名山大川佛寺道觀、王公大人的碑文墓誌，也都以能得到他的文辭為榮耀。後人評價：“海內爭思得公文辭以為榮，片言隻字流播人間，鹹知寶重。”頗有意趣的是，歐陽玄對戲曲說唱也很在行，他曾作《漁家傲南詞》12首，是仿“鼓子詞”的說唱形式而創作的，清代張九鉞在《漁家傲小序》中說：“楊升庵作《滇南月節詞漁家傲十二調》，仿歐陽圭齋專詠燕京風景體。”可見有一定影響。歐陽玄還寫了小說《睽東記》，以鬼神警世喻人，這比蒲鬆齡的《聊齋誌異》早了幾百年。
歐陽玄雖身為高官，平時卻生活儉樸，待人謙和，同時代的詩人大家孫風洲讚頌他：“奎齋還是舊圭齋，不帶些兒官樣來。”至正十七年（1357年），歐陽玄病逝於大都（今北京），享年83歲。朝廷諡號文，追贈大司徒、柱國，封楚國公。葬宛平香山，後歸葬瀏陽天馬山，並建詞紀念，受到湖南士人世代祭祝崇敬，至今瀏陽還有“奎齋路”的街名。
《宋史》簡介
記載宋代史事的紀傳體史書。全書共四百九十六卷，包括本紀四十七卷，誌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傳世家二百五十五卷，是二十四史中最龐大的一部官修史書。
元順帝至正三年（1343）三月，下令修遼、金、宋三史，到五年十月，曆時僅兩年半，即修成《宋史》。《宋史》由丞相脫脫掛名任都總裁，帖睦爾達世、賀惟一、張起岩、歐陽玄、李好文、王沂和楊宗瑞等七人任總裁，史官有斡玉倫徒、泰不華、杜秉彝、宋褧、王思誠、幹文傳、汪澤民、張瑾、麥文貴、貢師道、李齊、餘闕、劉聞、賈魯、馮福可、趙中、陳祖仁、王儀、餘貞、譚慥、張翥、吳當和危素等二十三人，絕大多數為漢族文人。《宋史》即是由總裁與史官三十人集體編撰，而總裁的作用尤為重要，如歐陽玄、張起岩、李好文等，都頗有名望。
宋朝的官修史書，如編年體的日曆、實錄，紀傳體的國史之類，極為繁富。宋孝宗趙眘在位時的日曆，長達兩千卷。到南宋晚期，盡管國勢衰落，卻仍修撰有宋理宗趙昀日曆四百七十二冊，實錄初稿一百九十冊，宋度宗趙禥時政記七十八冊，宋恭帝德祐事跡日記四十五冊。南宋滅亡後，元朝將宋的各種史籍文書五千多冊，運至大都國史院，成為元人纂修《宋史》的資料依據。
《宋史》為研究遼、宋、金代曆史的基本史籍之一。在現存的宋代重要史料中，唯有《宋史》貫通北宋與南宋，保存了三百二十年間的大量曆史記錄，很多史實都是其他書中所不載的。特別是《宋史》的天文、五行、律曆、地理、河渠、禮、樂、儀衛、輿服、選舉、職官、食貨、兵、刑和藝文十五誌，記錄了一代天文曆法、典章製度、社會經濟、行政沿革、圖書目錄等等，雖間失蕪雜，為後代治史者所訾議，然其敘述之詳，為二十四史中所僅見。《宋史》列傳有忠義傳，在儒林傳外，又有道學傳，也反映了宋代的一些曆史特點。
《宋史》的缺點也很明顯：由於成書十分倉促，元朝史官對極為豐富的宋史資料，並未認真加工、整理與修訂，而是采用省力的辦法，徑自將比較簡略的宋朝各代紀傳體國史、《文獻通考》等，拚湊成書。《宋史》蕪雜粗糙，錯訛與疏略極多，其本紀、誌、列傳之間，各列傳之間往往互相抵牾。《宋史》的很多錯誤與混亂，其實是對宋朝官史沿訛襲謬的結果。元人掌握的南宋各種官史資料，其實比北宋更加豐富。但因宋寧宗趙擴以前的中興四朝國史較略，而自宋理宗以後，宋人來不及編纂國史，元朝史官又未對南宋的日曆、實錄之類認真搜采與整理，故《宋史》的記述反而詳於北宋，略於南宋。元人修史時，對宋朝官史中有關宋元戰爭的記錄，也多所刪削，隱諱不少蒙古軍失利的史實。如《杜杲傳》中刪削了蒙古軍在安豐軍與廬州戰敗的記錄。抗元名將王堅在《宋史》中無傳。《宋史》否定王安石變法、尊崇道學，將變法派呂惠卿、曾布、章惇等人列入奸臣傳，南宋權臣韓侂胄也列入奸臣傳，而權奸史彌遠禍國殃民，卻未列入奸臣傳。這也反映了元朝史官的史識低下。
《宋史》的主要版本有：至正六年杭州路刻印的至正本；明成化十六年（1480）的成化本；明嘉靖南京國子監本（南監本）；明萬曆北京國子監本（北監本）；清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本（殿本）；清光緒元年（1875）浙江書局本（局本）；1934年上海商務印書館百衲本。百衲本是用至正本和成化本配補影印而成，又同殿本作了對校、修補並改正某些錯字，是一個較好的版本。1977年中華書局出版《宋史》標點校勘本，是以百衲本為工作本，同時吸收葉渭清《元槧宋史校記》和張元濟《宋史校勘記》稿本的成果，參校了殿本和局本，是目前較好的版本。但中華書局校點本中亦有不少錯誤，故百衲本仍不可廢。
歐陽玄的族祖歐陽修還與長沙有一段真正的姻緣。歐陽修是北宋著名文學家和史學家，與湖湘理學的先驅周敦頤是同時代人。歐陽修年青時為研修理學，天聖五年（1027年）歐陽修專程來到潭州，造訪了當時郡城最有名氣的理學家、翰林學士胥偃。歐陽修將自己寫的文章請胥偃賜正。胥讀過後大加讚賞，愛其文，更愛其人，執意要把自己的女兒嫁給歐陽修。歐陽修遂成為長沙的女婿，在長沙寓居多年。到南宋後期，歐陽修的又一位族人來到長沙，這就是聘為嶽麓書院副山長的歐陽守道。他是寶元年（1253年）由湖南副轉運使吳子良聘請來長的。歐陽守道以嶽麓書院為陣地，“承三賢之說”，大講孟子的“正人心”之論，成為繼朱熹、張、呂祖謙之後“最有光於世學”的理學家。
汪大淵
汪大淵，元代著名航海家字煥章，江西南昌人，西文學者稱他為“東方的馬哥·孛羅”。汪大淵生於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年），從小聰明好學，深得父母鍾愛，望其長大成才，故取《論語》中“煥章”。汪大淵果然不負所望，成為舉世聞名的航海家。
汪大淵先遊曆一當時中國南方最大的商港，也是世界最大商港之一的泉州。看到各種膚色和操各種語言的人們，摩肩接踵；看到琳琅滿目的中西廳貸，堆積如山；港灣裏停泊著來自世界各地的各種各樣的大小般隻，特別是那些中外商人、水手所講的外國風情，是那樣的生動、有趣，這些都深深地打動了汪大淵的好廳心，後來促成了他兩度遠洋航行的壯舉。元文宗到順元年（1330年），年僅20歲的汪大淵搭泉州遠洋商船，從泉州港出海了，一直到元統二年（1334年）夏秋間才返回泉州。這次航行從泉州經海南島、占城、馬六甲、爪哇、蘇門答臘、緬甸、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再橫渡地中海到西北非洲的摩洛哥，再回到埃及，出紅海到索馬裏，折向南直到莫桑比克，再橫渡印度洋回到斯裏蘭卡、蘇門答臘、爪哇，再到澳洲，從澳洲到加裏曼丹島，又經菲律賓群島，最後返回泉州。元惠宗至元三年（1337年），汪大淵第二次從泉州出航，遊曆南洋群島，印度洋西麵的阿拉伯海、波斯灣、紅海、地中海、莫桑比克海峽及澳洲各地，兩年後才返回泉洲。
汪大淵遠航回國後，便著手編寫《島夷誌》，把兩次航海所察看到的各國社會經濟、奇風異俗記錄成章，作為資料保存下來。當時泉州路正在修郡誌，泉州地方長官（稱達魯花赤）與主修郡誌的人見此書在為讚賞，即將《島夷誌》收入《泉州路清源誌》中，作為附錄。後來汪大淵回到久別的故鄉南昌，將《島夷誌》節錄成《島夷誌略》，在南昌印行。這本書才得以廣為流傳。但《島夷誌》一書卻在元末兵亂中大部分散失，明朝後終於失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