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產定價是現代金融的核心內容，近幾十年以來，金融理論的重大發展幾乎都和資產定價有關。金融資產定價的經典模型是馬可維茨、夏普等人提出的資本資產定價模型（CAPM），CAPM模型不否認金融市場上的參與者可能麵臨的不確定性，但參與者能夠將結果不確定性轉化為可計算的風險（收益的方差），通過最優化均值——方差來尋求給定收益下的最小風險組合和給定風險下的最大收益組合。這個理論雖然經典，但存在一個問題： 該模型並沒有考慮到金融資產以外的其他影響因素，比如消費、產出增長等，更為重要的是CAPM中的投資者沒有考慮到長期最優化，而僅僅考慮當期的風險和收益。
為了將資產定價納入長期最優化理論，Merton（1973）、Lucas（1978）、Breeden（1979）等首先提出了基於消費的無限期下效用最大化的資產定價模型，即跨期資本資產定價模型（ICAPM）。ICAPM模型引入了投資者的效用函數，根據行為人效用最大化的原則，使用投資者的相對風險規避係數來刻畫投資者的行為，同時考慮消費和投資決策，這就把產品市場和金融市場上的各種變量通過消費和投資的關係聯係起來對資產組合決策進行一般均衡分析。ICAPM假定行為人是理性的，可以根據現有信息做出長期效用最大化的決策，ICAPM在理論上是非常精美的，但不能解釋為什麼美國的夏普比率如此之高，即存在所謂的“股權溢價之謎”。
Mehra和Prescott（1985）根據美國1889—1978年的數據代入驗證這個模型，結果發現在相對風險規避係數不大於10的合理假設下，風險資產（股票）比無風險資產（3個月國庫券）收益率的溢價最高隻能達到0.35%，而事實上，在他們研究的樣本中，這個溢價達到了6.18%。如果股權溢價要達到這一水平，相對風險規避係數必須遠遠大於10，這和現實又是嚴重不符的，這就是著名的“股權溢價之謎”（Equity Premium Puzzle）。
作者認為，產生“股權溢價之謎”的原因在於兩個方麵： 一方麵，跨期資本資產定價模型的假設過於苛刻，行為人都追求無限期的期望效用最大化，無限期下的效用函數僅由消費決定，這與現實情況差得比較遠；另一方麵，在驗證股權溢價時采用的是“稟賦經濟”（Endowment Economy）的情形，即整個社會實際生產的產品是由技術等外部條件決定的，因此均衡時實際消費不是由資產收益率決定的，而是消費決策影響了資產收益率，“稟賦經濟”從短期看是值得商榷的，資產的收益率也會對消費產生影響。
作者試圖通過對偏好和效用函數的研究，找出更符合實際情況的效用函數，在新的效用函數最優化前提下研究行為人如何做出消費和投資決策，以及這些決策怎樣影響資產定價（資產收益率），並在此框架下對“股權溢價之謎”做出解釋，希望本書的寫作能夠對資產定價領域以及人們的消費和投資行為、“股權溢價之謎”的解釋提供一些有益的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