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有一次偶然間在小區內的幼兒園看到了小孩子集體在院落裏升國旗時的情景，差點為之噴飯。那些小孩子年齡不等，大的六七歲，小的才兩三歲。升旗的時候，大一點的孩子還能保持鎮定，而小一點的孩子則或坐或臥，姿勢各異，還有個別不安分的竟然膽大包天的在奏國歌的時候於地上公然撒尿。旁邊幾個幼兒園的阿姨不得不像陀螺一樣不停的轉，忙著糾正小朋友們各種不雅的姿勢，但仍然無濟於事，直到散場。
我相信看到這一幕的所有大人們都會發出林語堂所說的“會心的微笑”，而不會以此來責怪孩子們對國旗的不尊敬，因為他們還小，我們允許也樂意看到他們按照自己的意願行事。但這一切將在這些小孩子進入小學之後開始改變，筆者看到一個網友講述他的老師規範班上同學坐姿的例子就很有代表性。這位老師是一個女教師，她總是和藹可親的告訴同學們坐在座位上的時候腰板要挺直，上半身與大腿保持九十度，雙手按部就班的平放在桌麵上，看上去既整齊又壯觀。她說這是她多年教學得出的寶貴經驗，有助於同學們集中精神，把大家哄得信以為真。直到後來，學生們才知道原來這位老師隻不過是在偷學中央台的《新聞聯播》，因為電視上播音員就是這樣標準的坐姿。而同學們最後也得出結論，這樣坐半小時所遭受的折磨正好相當於聽了半小時的《新聞聯播》。
久違的照片
本書以一張林語堂的照片說起，所以在結束之時，仍然以林語堂的照片收尾。以下第一張照片是蕭伯納1933年訪華時在宋慶齡家門口與魯迅、宋慶齡、蔡元培、林語堂、伊羅生、史沫特萊等六人的合影。
1951年，為了紀念魯迅誕辰七十周年，由巴金、唐弢任主編的上海《文藝新地》刊出了這張照片，但照片上隻有五人，其中林語堂、伊羅生兩人神秘地“失蹤”了，這就是第二張照片。
伊羅生是美國人，據說思想傾向於蘇聯的“托派”，因此當時“被消失”理所當然。而林語堂的“失蹤”一則源於他用英文寫作，被視為“買辦文人”，一則源於他和魯迅的恩怨，偉大旗手魯迅罵過的人怎麼可能再站在他的身邊！
此後30年，林語堂正如他在照片上的人一樣，在大陸遠離了人們的視線。直到30年後，即1981年，宋慶齡去世，新華社發了一組關於宋慶齡生前的照片，這張林語堂與蕭伯納、魯迅等人的“七人照”才重新與世人見麵。而後，林語堂和他的作品才漸漸在大陸走入人們的視野，並掀起了一股短暫的熱潮，他的《京華煙雲》更是被拍成電視劇在各地熱播。
而現在已經是2011年，又30年過去了，筆者在中國最大的搜索引擎百度上打人“林”這個字時，下麵馬上羅利出一長串名字，排第一個的是林妙可，第二個是林心如，後麵還有林誌玲和林誌穎等人，遺憾的是沒有林語堂。這使我感到一陣的悲哀，幾十年前在中國大陸林語堂被魯迅打敗了，那是意識形態的問題，好不容易有了翻身的機會，可又跳出一個林妙可把林語堂再次打敗了，這又是什麼問題？
60年，一個甲子的輪回，林語堂經曆了被動的“遺忘”到主動的“遺忘”的過程，60年前被遺忘的隻是一個林語堂，而60年後被遺忘的則遠不止林語堂一個人。比如蔡元培，人們現在隻知道他是北大校長，卻遺忘了他後來為了思想自由而辭去北大校長；比如魯迅，教科書裏一輪又一輪的“去魯迅化”正在考驗著他的地位。
胡適剛剛回國的時候，意氣風發，在北京的少年中國學會演講時引用荷馬史詩的話大聲向世人宣告：“我們已經回來，世界從此不同。”言語裏充滿著睥睨一切的英雄氣。
如今，離胡適回國將近百年了，這股英雄氣正在日漸式微，已到了我們該重讀大師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