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一官歸去來
“頂天立地，獨來獨往”這八個字是林語堂寫下送給好友張大千的，能夠得到林語堂如此讚譽的人實在不多，可見其對張大千的欣賞。這八個字也正是林語堂理想中的文人品格。
封侯非我意
據《楹聯叢話》載，鄭板橋辭官歸田後，一日在家宴客，朋友李嘯村送來一聯，上書：“三絕詩書畫，一官歸去來”。板橋為之傾倒，引為知己。此聯將鄭板橋辭官比作陶淵明歸隱，確是對他人生的最好總結。
曆史學家兼外交家蔣廷黻一生在學術和從政上均大有建樹，有一次朋友李濟問他：“廷黻，照你看是創造曆史給你精神上的快樂多，還是寫曆史給你精神上的快樂多？”蔣廷黻沒有正麵回答，而是反問李濟：“濟之，現在到底是知道司馬遷的人多，還是知道張騫的人多？”蔣廷黻給我們留下了一個謎。但這個問題要是放在林語堂身上，就變得異常簡單了。
林語堂一生當官的次數不多，但幾乎都是以迅速失敗的結果而告終，不管是在政治界還是學術界。
1926年，32歲的林語堂離開北京，出任廈門大學文科主任兼國學院總秘書。在林語堂的積極奔波下，廈大國學院迎來了魯迅、孫伏園、沈兼士、顧頡剛等知名教授，一時聲名大振。但好景不長，國學院的興盛遭到了別人的忌恨，以理科主任劉樹杞為首的反對派千方百計排擠國學，孫伏園、沈兼士相繼離開，魯迅也被迫南下廣州。林語堂為此找校長林文慶理論，林以經費不足為由將他打發，但學聰明了的林語堂在財務室發現林文慶其實每個月都固定向校董陳嘉庚領取國學院經費5000元，隻不過挪作他用了。一怒之下，林語堂離開了廈大，到上海去。
1927年，離開廈大幾個月後，林語堂來到了武漢，出任武漢國民政府副秘書長，地位僅次於部長陳友仁。這可以算是林語堂人生中唯一一次真正的宦海生涯，但它隻持續了不到半年。在武漢國民政府的幾個月時間裏，林語堂看清了各種各樣的政治投機分子的醜惡嘴臉，這些人為了利益爾虞我詐，前腳還跟你稱兄道弟，後腳卻把你踹進泥潭，林語堂把這些人成為“肉食動物”，自己則是“草食動物”。而林語堂所信任的國民政府除了旗幟換成青天白日，本質上與北洋軍閥並無不同。這一切，都讓林語堂心灰意冷，於是不到半年就掛印離去。
1954年，林語堂受聘出任籌備中的新加坡南洋大學第一任校長，但這個經曆猶如曇花一現，他和校方很快由於經費及意識上的差異產生分歧，進而分道揚鑣。這樣，林語堂對南洋大學最大的貢獻，就隻有他那被引為笑談的“火腿理論”了。他說：“薰火腿的辦法，或許是培養學生的一個好辦法。要薰火腿，我們須將生肉放入室中，以煙薰之，久而久之，它必成為火腿。為辯論起見，我可以說，我們也可以將學生關在圖書館裏，任他們在裏麵抽煙，或打瞌睡，但久而久之，他們會對求學問發生興趣，而成為學問豐富的人。”
我和春天有個約會
在所有林語堂辭官的經曆中，我覺得最能體現其個性與精神的莫過於他在1949年辭去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藝文組主任一職。如果說以上的辭官經曆皆帶有“眾人皆醉我獨醒”的憤怒或者“世味年來薄似紗”的不滿，那麼這一次辭官則純粹是因為繁忙之公務，勞形之案牘束縛了自己的身心。
彼時，林語堂因發明中文打字機一事瀕臨破產，出任聯合國的官職頗有迫於“稻梁謀”之意，但他一旦經濟狀況稍有好轉，立即呈上辭職信，搬到法國南部坎城的一幢小別墅“養心閣”裏。“養心閣”坐落在小山坡上，直麵碧波粼粼的地中海，林語堂在這裏可以悠哉地喝咖啡，曬太陽，看漁人滿載而歸的喜悅。
林語堂在辭官前一定體會到了當年蘇轍在《東軒記》裏那種充當鹽酒稅吏為世事纏身的痛苦，當他辭官後也一定深深領悟了陶淵明“久在樊籠裏，複得返自然”的樂趣。我不知道他決定辭官的瞬間是作何感想，但我聽過這樣一個故事：哈佛大學一個著名教授正在給學生上課，忽然教室外麵傳來了布穀鳥的叫聲，教授心裏一震，拋下課本，說道：“對不起，我和春天有個約會。”說著就走出了教室。我想林語堂辭官時的心情一定和教授聽到布穀鳥叫聲的瞬間很相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