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牆是小城官方與民間共同的媒體。
出太陽的時候，陽光照在化亮紙和毛筆字上，使成堆的閱讀暗淡得幾乎可以忽略。下雨的時候，民主牆濕淋淋站著，所有的眼睛都遠離了，孤獨，豈止孤獨？黑的和紅的墨汁和著雨水流淌，像粉飾者的眼淚，新貼的或過期的招貼開始卷曲、脫落，像有罪的頭顱。這樣的時候，民主牆別說民主，就是連牆也不是了。這樣的時候，民主牆倒成了一個失魂落魄的愁女或怨婦，甚至有幾分被強暴的女子的慘相。雨總是伴著風。風掀開了民主牆的裙子，卻揭開不了民主牆的秘密——幾十年的招貼結成了被子，護衛著那些早已汙染早已發黴的“民主”，而那些“民主”多半又是由傳遞死亡的訃告編織而成的。
民主牆是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的一個陽光明媚的春天的早晨被推倒的。推倒民主牆的那個人姓文。他搞舊城改造。民主牆所在的位置，現在是天誠大藥房、雪毛線、安踏專賣店和窈窕服飾。今天，很少還有人記得起那樣一堵頂上長了野草的街牆；今天，民主牆的全部便隻有我的想象與記憶了。
報恩寺廣場
因為廣場上兩根與報恩寺同樣古老的華表，報恩寺廣場實際上是報恩寺的一部分。報恩寺有六百年了，報恩寺廣場則不到六十年。我最早記得的報恩寺廣場長滿了野草野蒿，兩根華表（我們叫石桅杆）在日曬雨淋中也生了青苔和水葵。冬天野草枯凋，報恩寺廣場空曠寂寥。太陽照在衰草上，照在華表上，報恩寺廣場更加的空曠寂寥。盛夏，野草野蒿瘋長，廣場成了名副其實的荒野。
傳說中的報恩寺廣場是一塊空地，兩根華表奠定了空地的全部意義。宣統年間，涪江發大水，水淹了報恩寺廣場，淹了一大半華表。和尚打開報恩寺的山門，便能坐在門口石條上洗腳。
報恩寺廣場最早沒有院牆，與外麵相通，隻是前麵臨街有一個戲台子。民國時候的戲台子，後來的主席台。外麵不是街道集市，外麵是沙地。很大很大一片沙地。沙地被栽種著一行行桑樹的細長的田埂分割開來，像一張草圖。夏天沙地裏蔬菜茂盛，桑枝肥沃，冬天則隻是點綴著些微足以忽略的菜芽，桑枝也光禿禿的在北風中發抖，顯得荒涼而又蕭瑟。沙地中央有三間木房子，背西麵東，給沙地製造了幾分鄉村情調。我很多次從老城出來，穿過報恩寺北側的殺牛巷，在強烈的騷氣和血腥裏下到沙地。現在想來，冬天，斜陽，枯樹，細微的幼菜，寧靜的木屋，依舊是一幅簡明的鄉村圖畫。
報恩寺廣場的“新”來源於風起雲湧的階級鬥爭和群眾運動。人們從天而降來到廣場。武鬥。鬥私批修。批林批孔。學大寨。在成千上萬的意氣風發的腳步下，在驚天動地的口號中，在大幅標語血紅的光照裏，報恩寺廣場的野草野蒿夾著尾巴遛走了，就連華表上的青苔也自動退出了曆史的舞台。報恩寺廣場的“新”就是這樣來的。鬥爭。批判。洗刷。踏上一隻腳要它永世不得翻身。
我到報恩寺廣場參加過兩次萬人大會。毛主席的追悼會和粉碎“四人幫”的慶祝大會。在不到二十天裏，兩次走幾十裏路，像羊子一樣被吆喝到報恩寺廣場的指定區域，默哀或者高呼口號。報恩寺廣場在沸騰。報恩寺廣場的“新”像空氣一樣無孔不入，鑽進了報恩寺的山門，鑽進了古柏的虧空，鑽進了我們純潔但卻愚昧的意識，鑽進了古牆根癩蛤蟆的身體和沙地裏蝴蝶的夢魘。
今天的報恩寺廣場完全成了報恩寺的一部分，成了“國保”，打起了圍牆，拔光了野草，鋪滿了花崗石。鋪滿花崗石的報恩寺廣場便是嶄新的了。偌大一個廣場，立著兩根華表，沒有草，沒有樹，隻有堅硬的花崗石和花崗石反射的毒辣辣的太陽。我不知道這樣的新又是一種什麼樣的新。在我的想象中，或者說在我的希望裏，報恩寺廣場有草，有樹，有石板路，有林蔭，有水窪，有蛇，有癩蛤蟆，有蜻蜓，有蝴蝶……與六百年的古寺保持著絕對的和諧，甚至能夠給古寺的偉大與神秘一種藝術的掩映。然而想象隻是想象，希望也隻是一個文人可憐的藝術理性，隻有權力的意誌才是鐵定的。
今天，當操著各種語言各種口音的人擁進報恩寺廣場的時候，我的內心有幾分興奮，也有幾分難言的隱痛。偉大神秘的報恩寺無疑會為來訪者製造出偉大神秘的記憶和想象，但我敢肯定，報恩寺廣場不能，鋪滿花崗石的報恩寺廣場不能，缺乏生命氣息的報恩寺廣場不能。
報恩寺廣場北麵的沙地現在是萬元樓、運輸公司、客運站、地稅局住宿樓、房管所、工人俱樂部以及過去的糧食局汽車隊現在的太婆肥腸、過去的城建委現在的環衛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