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紅學索隱派的著作很多，在此不再多作征引了。他們的觀點，魯迅先生《中國小說史略》中歸納為三種：一、納蘭成德家世說；二、清世祖與董鄂妃故事說；三、康熙朝政治狀態說。這三種之外，如再加上周春的“金陵張侯家事說”，索隱派大概有四種不同的意見。
一九二一年胡適之先生《紅樓夢考證》發表後，《紅樓夢》研究工作有所發展，進入一個新的領域，這就是所說的“新紅學”，一般有時稱之為“自傳說”。其聲明是：“要推倒‘附會的紅學’，我們必須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紅樓夢》的著者、時代、版本等等的材料。”（見胡適《答蔡孑民先生的商榷》一文）由於這樣的態度，經過各方麵搜求，“甲戌本”發現了，曹家上代，江寧織造的曆任者，在《江南通誌》中一一查明了；康熙六次南巡，曹家五次接駕的情況也查清了；《八旗人詩鈔》、《四鬆堂集》等書所載宗室敦誠、敦敏關於曹雪芹的詩發現了；曹氏宗譜，自遠祖曹錫遠以下的世係表也排出了；曹雪芹是曹寅孫子，既非兒子，也非曾孫，這點也明確了。這些都是證據明確的事實。這樣，批判了舊紅學、索隱派的新紅學派，就下了一個似乎十分科學的結論：以上是關於著者曹雪芹的個人和他的家世的材料。我們看了這些材料，大概可以明白《紅樓夢》這部書是曹雪芹的自敘傳了。“新紅學”研究者，雖然掌握了一些曹雪芹的第一手資料，較之“舊紅學”空口說白話，或所引文獻似是而非，不能直接證明所要明確的問題，大大推進了一步，是可喜的，但下了“《紅樓夢》這部書是曹雪芹的自敘傳”的結論，卻未免太不科學了。如果說“《紅樓夢》是曹雪芹以自己舊時家庭情況、自己經曆為背景寫成的一部小說”，這樣就比較科學。因為“文學創作”和“曆史（不管是國家的或個人的）傳記”是有原則區別的。《三國演義》不是《三國誌》，巴金的《家》也不是“李芾甘的家史”，那麼寫賈寶玉故事的《紅樓夢》怎麼就能直接說成是“曹雪芹的自敘傳”呢？
“新紅學”較之“舊紅學”，無疑是一個飛躍：以科學的態度，找到了重要的材料，又據之以精密的分析來研究，雖然結論未免主觀武斷，但其實質，弄清了《紅樓夢》最根本的一些問題，一二百年來有關《紅樓夢》的種種疑雲得到了第一次的大澄清，這又是“新紅學”研究成果的客觀存在，也不是因了“《紅樓夢》這部書是曹雪芹的自敘傳”這句話可以抹煞的。當然，世界上自傳體的文學作品是有的，有名的也不少。但《紅樓夢》不是，曹雪芹自己未表明是“自傳”，而且一再聲明，就怕別人誤會。後代研究者自然應該首先把它當小說看待，哪怕他寫了不少家族舊事，也不能改變這一本質。
新紅學發展到一九四九年後，由於政治的原因，這一學派的大部分人物留在大陸上，少部分到了台灣或者外國，隔絕了許多年。而留在大陸上的一些紅學家，由於學術研究觀點上的一些分歧，展開爭論，卻被極左路線用作政治手段，使學術研究走了一段不算短的彎路。直到三中全會之後，撥亂反正，《紅樓夢》研究工作才取得更新更大的發展，“紅學”成為顯學，研究正在擴大和深入，這又不同於本世紀前、中期的新紅學，因而我稱之為“當代紅學”。
當代紅學在研究的深度上、廣度上，及研究人員之多，遠遠超過舊紅學時代和新紅學時代，當代紅學的研究工作正方興未艾，我們期待著新的、更大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