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演變可能是什麼樣子？可能的實際步驟是什麼？
首先，我認為所有國家，無論強弱，必須堅持管製武力的使用。我，和任何國家的元首一樣，保留在有必要的情況下采取單方麵行動以捍衛我的國家的權利。盡管如此，我深信，應當堅持標準，國際標準，同時增強那些遵守規則的，孤立和削弱那些不遵守的。
在9·11恐怖襲擊之後，全世界都站在美國一邊，並且還在繼續支持我們在阿富汗的行動，因為那裏的恐怖襲擊還在發生，因此自衛就應該受到認可。同樣，當薩達姆政權入侵科威特的時候，全世界都認同必須麵對他。這是一個簡單的道理，即任何侵略都要付出代價。
此外，美國不認為如果我們拒絕執行規則其他國家仍然會照做，事實上，沒有一個國家能這樣認為。因為如果我們不這樣做，我們的行動變得紊亂，而無論如何正義，未來措施的合法性也將會被削弱。
而當軍事行動的目的超越了自我防衛或是保護一國免受侵略之時，這就變得尤為重要。我們越來越多地麵對這樣一類困難的問題：比如如何防止本國政府對平民的屠殺或者阻止一場將毀滅整個地區的內戰。
我認為，基於人道主義的立場，武力可以變得正義，比如在巴爾幹地區，或者在已受戰爭創傷的其他地方。幹預源於滴在我們的良知上的眼淚，並可能導致更為嚴重的代價。這就是為什麼所有負責任的國家必須明確有明確的任務的軍隊才可以發揮維持和平的作用。
美國承諾的全球安全不會動搖。但在威脅更加分散、任務更加複雜的當今世界，美國不能單獨行事。僅靠美國並不能確保和平。在阿富汗，這是既成事實。在索馬裏，恐怖主義和海盜造成了饑荒和痛苦的國度，這也被證明是事實。可悲的是，在未來的不穩定地區這仍將是事實。
北約國家的領導人和士兵以及其他朋友和盟友，已經在阿富汗以他們的力量和勇氣證明了這個真理。但在許多國家，在作著貢獻的人們與矛盾著的廣大公眾之間是脫節的。我明白為什麼戰爭不受歡迎，但我也知道這一點：僅靠理想是不足以爭取到和平的。和平需要責任。和平意味著犧牲。這就是為什麼北約仍然是不可或缺的。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必須加強聯合國在地區維和等方麵的作用，而不是僅僅依靠少數幾個國家來承擔這種責任。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嘉獎那些從維和訓練和國外演練中——到奧斯陸和羅馬，渥太華和悉尼，達卡和基加利——回歸的人，我們並非將他們作為戰爭的決策者，而是作為和平的賭注來褒獎他們。
讓我再談談關於武力使用的最後一點。即使我們做出了要戰鬥的艱難決定，我們還必須想清楚，我們要如何去戰鬥。諾貝爾獎委員會在將第一次和平獎授予亨利·杜南——紅十字會的創始人，日內瓦公約的推動者時已意識到這一真理。
當武力成為必需時，我們要用道德和戰略利益去約束自己在戰爭指揮中的行為。甚至當我們麵對一個邪惡的不遵守任何規則的對手，我相信美國在戰爭過程中必須堅持原則。這就是我們區別於對手的地方。這是我們力量的源泉。這就是為什麼我禁止酷刑，這也是為什麼我下令關閉在關塔那摩的監獄。這就是為什麼我重申了美國承諾遵守日內瓦公約。當我們向我們為之戰鬥的理想妥協之時，我們就失去自我。然後，我們是光榮的，因為當它們的實現來之不易之時我們仍堅持這些理想。
我已經詳細地講過這個問題，選擇戰爭這確實令人擔憂。而我現在要談談我們為了避免這種可悲的選擇所作出的努力，講三種方法，使我們建立一個公正而持久的和平。
首先，在應對那些違反規則和法律的國家上，我認為，我們必須提出多個對抗暴力的供選方案，暴力行為太頑固、沒有改變。如果我們想要持久的和平，那麼國際社會的話語必須有實際意義。那些違反規則的政權必須負起相應的責任。必須嚴格執行製裁。必須對頑固不化者不斷施壓，並且這種壓力要一直延續，直到全世界都統一、像一個整體為止。
努力防止核武器擴散，並尋求一個沒有核武器的世界就是一個迫切的例子。在上個世紀中葉，各國對一個內容明確的條約表示讚同：所有國家將和平地利用核能；沒有核武器的國家將放棄核武器；已擁有核武器的國家將努力裁軍。我將致力於維護這一條約。這是我的外交政策的核心。而且我要與梅德韋傑夫總統一起減少美國和俄羅斯的核武器儲存。
但我們義不容辭的職責也使我們都堅持認為，伊朗和朝鮮這樣的國家並不服從遊戲規則。在法律被蔑視的時候，那些聲稱尊重國際法的國家不能轉移自己的視線。那些關注自身的安全的國家不能忽視中東和東亞軍備競賽的危險。那些尋求和平的國家不能袖手旁觀其他國家增加核戰爭武裝。
對那些用酷刑和虐待本國人民的政權來講道理是一樣的。實行種族滅絕的達爾富爾，實行係統性豪奪的剛果以及實行鎮壓的緬甸必須付出代價。是的，會有約定；是的，會有外交——但如果這些失效仍然必須承擔後果。我們越是團結，我們就越不可能要在武裝幹預和壓迫同謀之間抉擇。
這就把我帶到了我要談的第二點——我們所尋求的和平的性質。和平不僅僅是沒有可見的衝突。隻有建立在內在權利及個體尊嚴的基礎上的和平，才能真正持久。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正是這種認識激發了世界人權宣言起草者。在毀滅之後，他們認識到，如果人權得不到保障，和平就是一句空話。
然而很多時候，這些話被忽視了。某些國家，不維護人權，就以這是所謂的西方原則為借口，說這些原則不適用與當地文化或一個國家的發展階段。而長期以來在美國，理想主義者和現實主義者之間一直很緊張——這一緊張暗示著一個抉擇，即在狹隘地追求利益和持續地在全世界推行我們的價值觀之間的抉擇。
我反對這些選擇。我認為，和平是不穩定的，有的地方公民被剝奪了言論自由和信仰自由，不能夠無所畏懼地選擇他們自己的領導和組織。被抑製的怨恨逐漸化膿，鎮壓種族和統一宗教的壓抑將導致暴力。我們也知道，隻有相反才是對的。隻有歐洲變得自由了才最終實現了和平。美國從來沒有對一個民主國家發起戰爭，而我們最親密的朋友往往是保護其公民權利的。無論怎樣無情地定義，美國關注的以及世界關注的——都不是為否定人類的願望而服務的。
因此，即使我們尊重獨特的文化和不同國家的傳統，美國將永遠為那些普遍願望發出聲音。我們將見證像昂山素季這樣的改革者的安靜尊嚴，見證那些麵對毆打仍然扔掉選票的津巴布韋人民的勇氣，見證那些在伊朗街頭默默遊行的數十萬人民。這告訴我們，這些政府的領導人比擔心其他任何國家的權力更擔心本國人民的願望。明確這些運動——這些希望和曆史的運動——他們有我們站在他們這一邊，這是所有自由人民和自由國家的責任。
讓我這樣表述：對人權的促進不能僅僅靠規勸。它必須加上艱苦的外交努力。我知道與專製政權接觸極易使人憤慨。但是我也知道，沒有推廣的製裁，沒有討論的譴責，在前進的道路上必然是步履蹣跚。任何專製政權都不可能走向一條新路徑，除非它有選擇可以麵對一個開放的大門。
教皇約翰·保羅與波蘭的條約不僅為天主教會，而且為像瓦文薩一樣的勞工領導人創造了空間。羅納德·裏根在武器控製和改革方麵的努力不但改善了與蘇聯的關係，並且為整個東歐的持不同政見者增添了力量。沒有什麼簡單的公式。但我們竭盡所能平衡隔離和接觸、壓力和激勵機製，以使人權和尊嚴同時得到推進。
第三，公正的和平不僅包括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還必須包括經濟保障和機會。真正的和平，不僅是免於恐懼的自由，而且還應該是需要的自由。
缺乏安全，發展不會生根發芽，這無疑是正確的。在人類不能獲得足夠的食物、潔淨水、藥品和住所的地方，安全無疑並不存在。安全也不存在於孩子不能獲得適當的教育、沒有工作來維持家庭的地方。缺少希望的社會將從內部腐化。
這就是為什麼去幫助農民養活他們的人民、幫助那些國家教育孩子、照顧病患並非純粹是慈善事業。這也是為什麼世界必須團結起來以對抗氣候變化。如果我們不做任何事情，沒有任何科學的爭議，我們將會麵對更多的幹旱、饑荒，更大規模流離失所——而所有這些在未來的數十年中都將點燃更多的衝突。因此，不僅僅是科學家和環保主義者在呼籲迅速和有力的行動，我自己和其他國家的軍事領導人也意識到我們的共同安全正處在緊要關頭。
國家間的協議、強有力的機製、對人權的支持、對發展的投資，所有這些都是肯尼迪總統曾經說過的推動變革的重要因素。可是，如果我們缺少了某些更重要的東西——不斷擴大的道德想象和堅持我們都共同持有的普世原則，我不相信我們仍會有意願、決心和持續的努力來完成這項工作。
隨著世界變得越來越小，您可能會覺得人類更容易認識到我們彼此是如此的相似；更容易理解我們基本上都是在尋求同樣的事情，我們都在為我們自己和家人尋求一種生活，一種帶有一些幸福和滿足感的生活。
然而某種程度上，由於全球化的令人眩目的速度、現代文化水準的提高，人們擔心失去那些他們所珍視的獨有特質——他們的種族、他們的部落、特別是他們的宗教，這也許並不令人驚訝。在一些地方，這種恐懼導致了衝突。有時甚至感覺我們正在倒退。我們看到在中東阿拉伯人和猶太人之間的衝突變得更加殘酷。我們看到某些國家被部落間的分歧撕扯得四分五裂。
而最危險的是我們看到宗教正被一些人用來證明濫殺無辜是正當的，而正是這些人在歪曲和褻瀆的偉大伊斯蘭教，從阿富汗襲擊我的國家。這些極端主義分子不是第一個以上帝的名義殺人，東征的十字軍的殘暴曆史上是有詳細的記錄的。這些提醒了我們，不是任何聖戰都是正義的戰爭。因為如果你真的相信你正在執行神的意誌，那麼你就會認為沒有必要去保持克製——沒有必要去寬恕一個孕婦、一個醫生、一個紅十字會工作人員，甚至僅是一個堅持自己的信念的人。我相信這種扭曲的宗教觀點不僅與和平的概念是不相容的，而且與信仰的根本目的也不相容，每一個主要宗教的核心是——我們怎樣對待別人，我們也希望別人這樣對待我們。
堅持這種愛的法則一直是人類本性的核心。因為我們不完美，所以我們會犯錯，會經不住驕傲、權力、甚至有時是邪惡的誘惑。就是我們中間那些具有最堅強意誌的人有時也分辨不出對錯。
但是我們沒有必要認為人性是完美的，認為人類的處境可以改善得完美。我們沒有必要生活在一個理想化的世界並仍要達到這些理想——世界將會變得更美好。像甘地和金所奉行的非暴力運動不一定在任何情況下都適用，但是他們所鼓吹的愛、相信人類進步的基本信念，卻始終是指引我們前進的北極星。
因為如果我們失去這種信仰，如果我們愚蠢天真地拋棄了它，如果我們在對待戰爭與和平問題上偏離了它，那麼我們就失去了人性中最美好的部分。我們將失去可能性的意識。我們失去了道德指南針。
就像前輩一樣，我們必須摒棄未來。猶如馬丁·路德·金多年前在這個場合說的那樣，“在含糊不清的曆史的最終答案到來之前，我拒絕接受絕望。我拒絕接受這樣的想法——一個人的目前狀況使得他在道德上無法企及永遠橫亙在他麵前的、他的內心所應該達到的高度。”
讓我們去企及世界應該變成的樣子——這也是我們每個人的靈魂深處時刻迸射的神聖火花。(掌聲)
今天，在此時此地，在世界某個地方，士兵雖然不堪武器的重負，但仍然堅定地維護著和平。今天，在某些地方，在世界各地，年輕的示威者雖然麵對著他們政府的殘暴，卻仍然勇於示威。今天，在某些地方，一位母親受盡貧困的折磨，但仍騰出時間來教育她的孩子，擠出她僅有的幾個硬幣將孩子送到學校——因為她認為這個殘酷的世界仍然有孩子實現夢想的地方。
讓我們以他們為榜樣生活。我們承認壓迫時刻伴隨我們，但仍然為正義而奮鬥。我們承認墮落很容易，卻仍然為尊嚴而努力。擦亮眼睛，我們可以理解戰爭將繼續存在，卻仍然努力爭取實現和平。我們能做到這一點——因為這是人類的進步，這就是整個世界的希望。在這個挑戰的時刻，我們必須腳踏實地地工作。
非常感謝。
◎說明提示：
美國總統奧巴馬2009年12月10日領取諾貝爾和平獎，演說以“正義之戰”為中心，強調戰爭的必要和美國的付出。
美國《新聞周刊》對此評論說，美國從此進入“後帝國時代”。奧巴馬的領獎演說被看做美國對外政策的“奧巴馬主義”正式浮現。美國政學界在解讀其演說時認為，奧巴馬的國際觀是“帶有一顆熱心的現實主義”，且在宣告國際事務上奉行“帶有利齒的多邊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