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革新的結果，是發生社會革新運動。這運動一發生，自然一麵就發生反動，於是便釀成戰鬥……
但是，在中國，剛剛提起文學革新，就有反動了。不過白話文卻漸漸風行起來，不大受阻礙。這是怎麼一回事呢？就因為當時又有錢玄同先生提倡廢止漢字，用羅馬字母來替代。這本也不過是一種文字革新，很平常的，但被不喜歡改革的中國人聽見，就大不得了了，於是便放過了比較的平和的文學革命，而竭力來罵錢玄同。白話乘了這一個機會，居然減去了許多敵人，反而沒有阻礙，能夠流行了。
中國人的性情是總喜歡調和，折中的。譬如你說，這屋子太暗，須在這裏開一個窗，大家一定不允許的。但如果你主張拆掉屋頂，他們就會來調和，願意開窗了。沒有更激烈的主張，他們總連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那時白話文之得以通行，就因為有廢掉中國字而用羅馬字母的議論的緣故。
其實，文言和白話的優劣的討論，本該早已過去了，但中國是總不肯早早解決的，到現在還有許多無謂的議論。例如，有的說：古文各省人都能懂，白話就各處不同，反而不能互相了解了。殊不知這隻要教育普及和交通發達就好，那時就人人都能懂較為易解的白話文；至於古文，何嚐各省人都能懂，便是一省裏，也沒有許多人懂得的。有的說：如果都用白話文，人們便不能看古書，中國的文化就滅亡了，其實呢，現在的人們大可以不必看古書，即使古書裏真有好東西，也可以用白話來譯出的，用不著那麼心驚膽戰。他們又有人說，外國尚且譯中國書，足見其好，我們自己倒不看麼？殊不知埃及的古書，外國人也譯，非洲黑人的神話，外國人也譯，他們別有用意，即使譯出，也算不了怎樣光榮的事的。
近來還有一種說法，是思想革新緊要，文學改革倒在其次，所以不如用淺顯的文言來作新思想的文章，可以少招一重反對。這話似乎也有理。然而我們知道，連他長指甲都不肯剪去的人，是決不肯剪去他的辮子的。
因為我們說著古代的話，說著人家不明白，不聽見的話，已經弄得像一盤散沙，痛癢不相關了。我們要活過來，首先就須由青年們不再說孔子孟子和韓愈柳宗元們的話。時代不同，情形也兩樣，孔子時代的香港不這樣，孔子口調的“香港論”是無從做起的，“籲嗟闊哉香港也”，不過是笑話。
我們要說現代的、自己的話；用活著的白話，將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說出來。但是，這也要受前輩先生非笑的。他們說白話文卑鄙，沒有價值；他們說年青人作品幼稚，貽笑大方。我們中國能做文言的有多少呢，其餘的都隻能說白話，難道這許多中國人，就都卑鄙，沒有價值的麼？至於幼稚，尤其沒有什麼可羞，正如孩子對於老人，毫沒有什麼可羞一樣。幼稚是會生長，會成熟的，隻不要衰老，腐敗，就好。倘說待到純熟了才可以動手，那是雖是村婦也不至於這樣蠢。好的孩子學走路，即使跌倒了，她決不至於叫孩子從此躺在床上，待到學會了走法再下地麵來的。
青年們先可以將中國變成一個有聲的中國。大膽地說話，勇敢地進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開了古人，將自己的真心的話發表出來。——真，自然是不容易的。譬如態度，就不容易真，講演時候就不是我的真態度，因為我對朋友，孩子說話時候的態度是不這樣的。——但總可以說些較真的話，發些較真的聲音。隻有真的聲音，才能感動中國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須有了真的聲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我們試想現在沒有聲音的民族是哪幾種民族。我們可聽到埃及人的聲音？可聽到安南，朝鮮的聲音？印度除了泰戈爾，別的聲音可還有？
我們此後實在隻有兩條路：一是抱著古文而死掉，一是舍掉古文而生存。
◎說明提示：
《無聲的中國》這篇演講表麵上是講文字、文學革新，實質是對一個泱泱大國，悠悠曆史的民族卻無聲於世界的悲歎，同時憤怒抨擊了幾千年的封建專製與封建文化對人們的束縛。
學習、個性、用自己(田漢)
學習、個性、用自己
——在上海文化函授學院新年聚餐會上的演講
田漢
1947年1月
今天想與各位談三個問題。第一，是教育與學習問題。當陶行知先生從重慶返上海後不久，生活教育社所召開的大會中，郭沫若先生與陶先生曾有小小的爭論。郭先生認為“教育”兩字應改為“學習”。郭先生專研文字學的，“教育”的“教”字在古義中不大開明，“教”字的造型是一個人拿著鞭子打小孩子的頭，而中國傳統的教育就是這樣，小孩子不聽話，就用鞭子去打他。這不是教育，而是虐待。且中國一般的教育者往往擺起“教育家”的麵孔，而不屑與青年相接近。今日的青年與其仰求於這樣的教育，倒不如自己學習。陶先生卻認為不必把由來已久的“教育”兩字改為“學習”，因為這樣牽動得太大，“教育部”將改“學習部”，“生活教育社”將改為“生活學習社”了。可是陶先生完全同意郭先生的看法，而主張把這一種學習的精神實際貫注於新教育中。聽到郭陶兩位先生的見解，使我深深的感到今日一般職業界的青年朋友們，多在工作中自覺知識的不夠。試從抗戰期間的演劇工作隊隊員為例。其中有許多女演員，參加劇團時正當十七八歲，一下子七八年過去了，年齡到了廿五六歲。在這七八年中，隻有表演，而無學習。
盡管她們的演劇或歌唱在人民大眾中發生多大的影響，但自覺藝術水準不夠，於是脫離工作，到學校裏去專門研究，以期擴大對於人民大眾的影響。
可是當她們學成以後，她們的藝術理論不能為人民大眾所看懂，她們的音樂歌唱不能為人民大眾所聽懂，於是當初為了想擴大對人民大眾的影響，結果反而消失了影響。所以，我的看法是：我們的學習，不能與日常的生活、社會的現實、人民大眾的要求相脫離。今日的學校教育，多半是與現實社會相脫離的。所謂學習，不必脫離實際工作，而隨時隨地在實際的工作中學習，把學習所得應用於工作，並對人民大眾盡教育輔導的作用。這樣，今日職業青年的苦悶才能解除。但是，單單與社會現實不脫節還是不夠，且應有更好的理想，以推動社會的進步。例如在銀行中工作的青年，較之在大學中學銀行科的學生，更來得了解與關切中國的現實政治與經濟。政治與經濟有什麼變動，他們知道最快，反應最敏。但是，假如這一種關切與理解隻是為了做投機生意，那隻是獨善其身而已(事實上也不能長久的獨善其身)。進步的銀行職員，進步的職業青年，應該有更高的理想，利用他們實際的知識與經驗，不斷地從現實的社會事業中學習怎樣做人。例如從美軍汙辱我國女生的事件中，學習怎樣做一個獨立的人，並爭取怎樣做一個不被侮辱的人。
第二，是個性與群性的問題。有些人說，在新的進步社會中，不需要個性，或者個性是被抹殺的。不問這種說法是惡意或是善意的，都是不正確的。
其實，在理想的社會生活中，尤其需要充分發展個性。個性與群性是並不對立的。有時為了社會的進步，自願地犧牲自己的若幹個性，但那隻是為了求更大的個性發展。在中國的曆史上，開明的帝製時代，對於個性的發展也是不加限製的。當然，也有許多皇帝，利用人民(特別是文人學士與朝廷及封疆大吏)之間因不同個性的發展而形成的彼此間的鬥爭，加以運用，以遂其操縱玩弄的野心。至於今日的情形，則每況愈下，隻要稍有個性，不問其為左為右為前為後，均被看不慣。在學校中，假如學生不願在思想上被學校當局牽著鼻子走，即要受到壓迫。至於職業青年、公務人員無論矣，即使是在一般職業界中，哪裏有允許你發展個性的機會？我們最近在報紙上看到台灣有一個天才女孩子，十四歲能寫二十萬字的小說，更看到武進有一個六歲的天才兒童。即是一般的兒童，亦由於適當的培養得充分發展個性，四五歲能彈奏鋼琴的，不是奇跡。其次，個性與氣節是不可分的。我們要充分發展個性，更應有昂然不屈的氣節。例如在今日之下，我們要突破國家的危機，爭取和平與民主，就需要拿出個性與氣節來，與反正義、反民主勢力相鬥爭，不能絲毫妥協於現實的腐敗，是為個性，是為氣節。我們應隨時隨地，通過日常生活，發展個性，堅守氣節，以促成理想的社會與政治生活。
第三，是被人用與用自己的問題。許多青年，抱著滿杯的熱望跑到社會上去，因找不到職業，而失望，而苦悶，而甚至自殺。陳白塵近編的劇本《結婚進行曲》中，亦描寫到職業青年因找不到職業而苦悶萬分。在合理的國家中，畢業班的學生，尚未離開校門，已各就其所長，被預先分配到各職業部門中去了。在中國，一切無計劃，學非所用，用非所學，而職業的獲得全靠機會與腳路。當然，也有許多青年因受不住其職業圈子中烏氣，而離開其職位，而失業的。但是，我們應該知道，能得到一業半職，固是幸事，否則，我們也應自己找工作，自己創造機會。前者是被用於人，後者是用自己。在今日不合理的社會中，青年們要想“用自己”，當然是談何容易，但也並非是絕無機會。我們更可進一步說，唯其因為現社會不合理，所以有誌的青年更應“用自己”，更應創造自己。例如《上海文化》月刊和上海文化函授學院，即是其主持人辛辛苦苦，經之營之，“用自己”創造出來的，否則，誰會平空地“送”給它這麼多讀者，誰會平空地“送”給它這麼多學員？再如今日欲獲得一個教員的職位頗難，但是，現在的學校數量及其設備，絕不足容納想求學的學齡兒童，我們為什麼不能用各種辦法，以從事教育工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