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有一點或許我們可以認同。盡管“新散文”運動到今天已有十幾年的時間了，但這個“運動”過程中所產生的“新散文”的文字仍然是散文，“散文”不會因為有了“新”的修飾或冠名，而成為一個獨立於“散文”之外的概念。“新散文”——它也不可以是一個與“散文”相並列的詞條，它隻是由於那“時間之箭”，從往日之地飛向今天我們所置身於的空間後，今日散文寫作與往日相比有了變化而已。在今天，我們或許是否可以求同存異地這樣理解：相對於往日的散文寫作來說，今天的“新散文”是一種提倡。這提倡即意味著對傳統思維模式下的那種散文寫作越來越大地不滿！反叛！衝擊！去尋找更多的道路。
然而，傳統對於我們來說，卻又是那種可以“反叛”，卻不能拋棄的“東西”，這一點不可改變，這即如兒子與母親的關係，即使兒子沒有按照母親指向的那條道路走去，但他身體內湧流的，仍是母親給他的血。
⒋這些年，我的散文始終堅持這樣的寫作意識：生活中的“素材”或“材料”對非文學寫作意義非常重要，它們必須直接為這樣或那樣的主題（或主張）服務，但文學，或者散文，它們不僅僅止於再現我們所剪取的生活畫麵——將生活中的那些原是材料本身的意義、本身的精彩，轉化成作品的意義與精彩，它更是我們用散文這樣的方式，對日常生活及生活中的那些材料，再次進行的文學“經曆”。即使是一張照片，它也包含了作者當時的情緒和他對那個被觸及對象時的瞬間思考，因而它仍不是原來的那個人或事了。草葉上的那一滴露珠可以折射出陽光的七彩來，問題是你注視了這滴水珠沒有？你又是用怎樣的一種形式去注視的？
“思”，是必要的，但我的散文書寫卻肯定不是思想者的活動。“思想”是思想家的事情，思想是結論性的東西，而我的散文書寫隻是那個書寫過程中的 “思”，或者“思考”。
⒌上麵的話，我不止一次在自己的那些評論文字中提過，有一點必須在這篇“後記”裏說明：與我居於同一城市的沈天鴻先生的散文創作觀對我影響很大，我至今仍然記得他說過的那句話：文學，或者散文，應該是“進入具有哲學意味的無限”。
⒍這幾年，我寫下了一些東西，有散文、文學評論，也有少量的單本戲劇和小說，它們幾乎都能夠曆經坎坷之後最終得以刊發（演出），借《甲板上的蝴蝶》結集之際，我向刊發這些作品的責任編輯深表謝意，同時，也向給我此次出版機會的出版人表示謝意。
楊四海
2007.5.21，安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