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潘德輿曰：“微之、少遊尊杜至極，無以複加，而其所以尊之之由，則徒以其包眾家之體勢姿態而已，於其本性情、厚倫紀、達六義、紹三百者，未嚐一發明也，則又何足以表洙、泗‘無邪’之旨，而允為列代詩人之稱首哉？”潘說以為“集大成”不僅應包含詩歌的技藝，同時還應包括儒家的倫理道義。這是對“集大成”內涵的豐富。又曰：“惟子美以誌士仁人之節，闡詩人比興之旨，遂足為古今冠。”兩段話旨在強調杜甫因“發乎情性止乎忠孝”的倫理教化的詩歌功用才被前人尊為曆代詩人之首、古今詩人之冠。我們很容易把潘氏所言的曆代詩人之首、古今詩人之冠理解為詩聖的同義詞，這樣詩聖就自然含有倫理道德之意了。其實潘氏心中的“詩聖”並不是獨一無二的。“兩漢以後，必求詩聖，得四人焉：子建如文、武，文質適中；陶公如夷、惠，獨開風教；太白如伊、呂，氣舉一世；子美如周、孔，統括千秋。”他同時立了曹植、陶淵明、李白、杜甫四個詩聖。又引蔡絛語：“詩家識陶淵明，猶孔門視伯夷。集大成手，當終還子美。”並說：“三代以下之詩聖，子建、元亮、太白、子美而已。……蔡氏比元亮於伯夷，是以詩聖品之，極得分際；惟脫漏子建為不精密。”又引敖器之語：“子美如周公製作，後世莫能擬議。”並評價曰：“幾矣，終不如杜詩‘集大成’語為尤的實耳。”這兩段話表明他堅持自己四聖並立的提法，並且認為“集大成”是杜詩異於其他三聖詩的獨特之處，才是杜詩最合適的評價。綜合幾點來看，潘氏對杜詩稱譽的闡釋是比較嚴密而成體係的。他給集大成賦予了倫理道德的成分，並反複強調隻有集大成的稱譽才是最切合杜詩的，並認為杜詩正是因此才被稱為詩人之冠的。他並列四詩聖，不分高下，似乎認為詩聖的內涵隻是指詩藝，隻有他加入了儒家思想道義的集大成的稱譽才能使杜詩成為四聖之首，古今詩人之冠。這也說明了詩聖在潘氏和古人的觀念中隻是指詩藝並沒有道義的成分，所以潘氏才費盡周折提出用新加了儒家道義成分的集大成來代替詩聖的稱號。如果詩聖原本含有思想道德的內涵，那麼潘氏就大可不必如此費事了。所以在古代，詩聖主要是指詩歌技巧、風貌等藝術方麵所達到的成就，並不含倫理思想的成分。正因如此，古人根據不同的喜好以及不同的詩風可以推舉出不同的詩人來做詩聖。朱熹曰：“李白詩非無法度，乃從容於法度之中，蓋聖於詩者也”。楊慎在《周受庵詩選序》中雲：“陳子昂為海內文宗，李太白為古今詩聖。”朱熹和楊慎都不喜杜詩而推崇李詩，故他們尊李白為詩聖。黃子雲曰：“古來稱詩聖者，惟陶、杜二公而已！陶以己之天真，運漢之風格，詞意又加烹煉，故能度越前人；若杜兼眾善而有之者也。餘以為靖節如老子，少陵如孔子。”黃子雲依據詩歌風貌的不同比附儒、道二家，舉陶淵明與杜甫為並列的二詩聖。上舉的潘氏則並列四詩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