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近現代陶學研究
近現代時期，陶學研究的專著和論文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從桂林一枝發展成一片繁茂的森林。據陳忠的《二十世紀中日韓陶淵明研究信息概說》一文統計，1914年至2000年間，中國內地共出版有關陶淵明研究的專著85部。其中，屬於《陶淵明集》的全本、選本、注本、校本、譯本共36部，介紹陶淵明其人其詩、帶傳略性質的10部，研究陶淵明的各種專著39部。有關陶淵明研究的論文共1429篇。從文中數據還可看出，20世紀最後20年是陶淵明研究的空前繁榮時期。
近代，受現代西方哲學方法訓練的新一代學者，開始用哲學史的眼光縱覽陶淵明的思想發展，摒棄了前人以一家思想看陶淵明的觀點，揭示出陶淵明與魏晉以來的玄學家的思想間的聯係，指出陶淵明的思想是“承襲魏晉清談演變之結果及依據其家世信仰道教自然說而創改之新自然說”，這一研究結論還指出陶淵明不僅是第一流詩人，而且也是中國古代的大思想家。可惜受建國以來極左思潮的影響，這種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在解放後沒有得到重視，更沒有得到進一步的拓展。陶淵明研究進入新創獲時期，是“文革”以後。
第一，近代陶學研究。近代以來，文學研究在注重實證的基礎上，引進了西方注重邏輯推理分析的方法，使學術研究朝著科學化方向發展，陶學研究也有了重大突破。這一時期出版的陶淵明全集有：古直的《陶靖節詩箋》，1926年印行，後經增定，易名為《陶靖節詩箋定本》。丁福保的《陶淵明詩箋注》，由上海醫學書局1929年出版。陶淵明年譜有：傅東華的《陶淵明年譜》，由商務印書館1927年出版。朱自清的《陶淵明年譜中之問題》，成於20世紀30年代，通過對古今陶淵明年譜的分析、考辨，認為“陶譜諸事，可得論定者，約有四端”：一名字、二居裏、三作品入宋不書年號、四生平仕曆。“至世係年歲，則隻可姑存然疑而已。”對陶淵明的藝術創作也有了更為深入的研究，如王國維《人間詞話》以陶詩為例提出“境界說”，認為陶淵明的詩句“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是屬於“無我之境”，與之相對的是“有我之境”。他的解釋是“有我之境，物皆著我之色彩。無我之境，不知何者為我，何者為物。”這一理論闡述，對於藝術形象的認識超出了古人。
這一時期的陶學所取得的巨大成果還表現在研究專著的出現，主要有梁啟超的《陶淵明》和蕭望卿的《陶淵明批評》。梁啟超所著《陶淵明》於1923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後收入其《飲冰室文集》，其中包括三篇文章：《陶淵明文以及其品格》、《陶淵明年譜》和《陶淵明考證》。“在陶學史上，運用近代觀念和方法第一個全麵而又深刻論述陶淵明的是梁啟超。”，“這種既探討文藝品格，又考證生平事跡，二者分別詳加論列，又彼此結合在一起，形成一部專書，這在陶淵明研究史上是前無古人的。”蕭望卿《陶淵明批評》，開明書店1947年出版，其貢獻在於對陶淵明的詩歌藝術作出分析。
另外，這一時期還有一場關於陶淵明的爭論。朱光潛著文說“陶淵明渾身是‘靜穆’，所以他偉大”。後來在他的《詩論》中又補充闡述：“談到感情生活，正和他的思想一樣，淵明並不是一個很簡單的人。他和我們一般人一樣，有許多矛盾和衝突；和一切偉大詩人一樣，他終於達到了調和靜穆。”此種觀點遭到魯迅的反對。魯迅在《且介亭雜文二集》《題未定草（七）》中提出相反的觀點，“自己放出眼光看過較多的作品，就知道曆來的偉大的作者，是沒有一個渾身是‘靜穆’的。陶潛正因為並非‘渾身是靜穆’，所以他偉大”，強調應全麵看待古人。
第二，現代陶學研究。新中國成立後的五六十年代，有關陶淵明研究有過兩次全國性的大討論。第一次是以張芝的《陶淵明傳論》的出版為契機，此書1953年由棠棣出版社出版，立即在學術界引起了強烈反響。1954年在《光明日報》發表有不少的批評文章，其後《文史哲》、《新建設》等期刊相繼發表辯論文章，爭論持續了四年時間。第二次源於1958年北京師大中文係學生寫文章否定陶淵明，認為他是反現實主義詩人，這場討論直到60年代初才告一段落。關於這兩次爭論的情況，鍾優民的《三十年來陶淵明討論和研究的回顧》一文有比較詳細的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