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辭”是在楚地民歌的基礎上，經詩人屈原加工創製而形成的一種新詩體。此名最早出現於《史記·酷吏列傳》，所以學者多認為始於漢初。在漢代，“楚辭”也被稱為“辭”或者“辭賦”。漢成帝時劉向校書東觀，曾編輯屈原全部存留作品合宋玉、賈誼、淮南小山、東方朔、嚴忌、王褒等憐傷屈原之作各一篇，並自己所作《九歎》一篇彙為一集，取名《楚辭》。從此，“楚辭”便兼有了詩體和楚辭專集兩種含義。《楚辭》本身便不是一個由一時一地甚至一人所作的統一性的文本。嚴格地講，楚國的語言文字是異於統一後以漢族文化為中心的語言文字的，所以從楚國傳唱的“楚辭”到漢儒編纂的《楚辭》間，尚有一個準“翻譯”的過程，而這亦可以視作是一種改寫。也就是說，我們今日所見之《楚辭》，至少已經過了楚地民間與漢代文人的雙重改造。按薑亮夫先生的意見：“《屈賦》文體其實是三種不同的體製：一是《離騷》、《九章》、《遠遊》、《卜居》、《漁父》一類，二是《九歌》一類，三是《天問》一類。《離騷》的語法結構與先秦文體大致相同，是先秦文學的一般形式。《九歌》則語法特殊者至多。”宋人黃伯思溯楚辭命名原始說：“屈宋諸騷，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故謂之楚辭。”《楚辭》打破了《詩經》以後兩三個世紀的沉寂而在詩壇上大放異彩，後人也因此將《詩經》與《楚辭》並稱為風、騷。風指十五國風，代表《詩經》，充滿著現實主義精神；騷指《離騷》，代表《楚辭》，充滿著浪漫主義氣息。風、騷成為中國古典詩歌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創作的兩大流派。
劉勰《文心雕龍》指出“《騷經》、《九章》，朗麗以哀誌；《九歌》、《九辯》，綺靡以傷情；《遠遊》、《天問》，瑰詭而惠巧；《招魂》、《大招》，耀豔而深華；《卜居》標放言之致，《漁父》寄獨往之才，故能驚采絕豔，難與並能。”它涵養沾溉了後來的詩人、辭賦家，“枚、賈追風以入麗，馬、揚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可謂不易之論。
從漢代開始，就有人研究屈原並從事對《楚辭》作品的輯集、考訂、注釋、評論工作，研究隊伍不斷壯大，並逐漸形成了自成體係的專門學科——楚辭學。漢至唐是古代楚辭學的形成期。義理類研究有王逸的《〈楚辭〉章句》、音義類研究有道騫的《〈楚辭〉音》、考證類研究有郭璞的《〈楚辭〉注》、評論類研究有劉安的《離騷傳》。唐至清則為其發展期，各類研究沿前期走，又使其更趨完善和成熟。但其範圍基本局限於《楚辭》作品內部之文字訓詁與思想評判兩端。文字訓詁雖為通讀原作掃清了文字障礙，但對原作中涉及的曆史、民俗、宗教諸問題，顯然無法解決。至於評論類著作，其本意在於揭示屈賦精神，然而，或因其受儒家思想束縛、評論時多有偏頗，或從個人不幸遭際出發，致使《楚辭》評論成了自我情感之注腳。賈誼的《吊屈原賦》，開創了擬騷詩風，亦開啟了漢代學者、詩人對屈原既敬佩又有所不理解的評論傾向，多少表現出隔代的神往與隔膜。劉安奉命作《離騷傳》成為楚辭學史上第一個注本，今僅存51字：“《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濁穢之中，浮遊塵埃之外，……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劉安留給我們的文字雖然不多，但形成了整個封建社會評論屈原的基本傾向：即對屈原人格精神的推崇與向往。根本原因在於屈原追求的獨立不遷、上下求索、好修為常，構成了中國古代文人的人格典範、民族精神的完美象征。而另一方麵，封閉的封建社會給文人提供了與屈原相類的生活環境、風雲際遇和價值取向、追求方式。他們易與屈原的行為和思維相契合，從而采用屈原的進取模式與消釋模式。
簡而言之，古代《楚辭》學史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即以章句訓釋為特征的漢唐階段，以義理探求為特征的宋元階段，以追求新解為特征的明清階段。第一階段以漢代為主，代表著作為王逸的《〈楚辭〉章句》。現當代的許多新注、今注，往往源於王氏。第二階段以宋代為主，代表著作為洪興祖的《〈楚辭〉補注》、朱熹的《〈楚辭〉集注》。為後世忠君愛國、憂國憂民之本，又為後人探尋屈原之生命意識、生死觀、死亡意識起步。如著名美學家李澤厚認為，死亡構成屈原作品和思想的頭號主題。把屈原的藝術提升到無比深邃程度的正是這個死亡——自殺的人性主題，他的選擇絕非一時的衝動或某種迷信的盲從，而是自我意識和理性的情感抉擇。朱熹的《〈楚辭〉集注》被後人稱之為“裏程碑”式的著作，在對屈原批評的掩護下，發掘屈原忠君愛國的個性與思想，頗為中肯。朱熹也是最早徹底以文學眼光來看待楚辭的。朱熹還注意從作品整體去把握意象、探求藝術方法，如說：“《離騷》以靈修、美人目君，蓋托為男女之辭而寓意於君，非以是直指而名之也。”1972年中日恢複邦交，毛澤東送給日本首相田中角榮的禮物，就是朱熹的《〈楚辭〉集注》，在日本受到極大的關注。古代《楚辭》學史的第三個階段為明清階段，從章句訓詁、發明意旨到各逞臆說。代表著作有王夫之《〈楚辭〉通釋》、蔣驥《山帶閣注〈楚辭〉》、戴震《屈原賦注》。真正代表《楚辭》學史第三階段學術成就的、具有裏程碑意義的著作，則是蔣驥的《山帶閣注〈楚辭〉》。蔣氏自序中稱自己“獨於離騷，功力頗深”，又雲：“以餘窮愁之身，而沉沒於騷，豈不然乎。”他繪成地圖五幅：即楚辭地理總圖、抽思思美人路圖、哀郢路圖、涉江路圖、漁父懷沙路圖。其次，蔣氏對屈原作品創作時地的考索，亦具說服力。如關於《九章》寫作時地，一般以為作於江南、作於沅湘之野，蔣氏考證的結果是，《惜誦》、《抽思》、《思美人》皆作於楚懷王時，與《離騷》是同一時期的作品；《涉江》、《哀郢》以下六篇，作於頃襄王時，寫作地點在江南。蔣氏此論，為後人判斷《離騷》作時提供了充分的理由，現當代學者詹安泰、金開誠、馬茂元、胡念貽、浦江清、孫作雲、戴誌鈞等學者，或采用其說，予以引申、發揮、補充；或者殊途同歸，其結論與蔣氏相同或相近。最後，蔣氏對篇章結構的分析、內在意蘊的闡發，亦精辟中肯，令人激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