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和海德格爾的比較是近年來學術界關注較多的問題，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彭富春的《什麼是物的意義》。他在這篇文章中指出，莊子和海德格爾都對物的意義給予了充分的關注，認為物的意義就是其無用性。莊子將物的意義確定為自然，即合於道；海德格爾將物的意義規定為世界，即在天地人神四元相互遊戲意義上的聚集。以此為基點，莊子和海德格爾對物，一個是道的態度，一個是詩意的態度，這兩種態度有一個相似的視點，即讓物作為物存在，回到它自身。
《莊子》的美學研究成為新時期理論研究的一個熱點。不僅有上百篇專題論文，而且出版了幾部專著，如劉紹瑾的《莊子與中國美學》、陶東風的《從超邁到隨俗——莊子與中國美學》等。一些院校也已把《莊子》美學作為碩士、博士的學位選題，這從一個側麵說明了《莊子》美學研究的價值所在。
但《莊子》美學研究不盡如人意。從施昌東《先秦諸子美學思想述評》部分章節論述《莊子》美學思想開始，途徑李澤厚、劉綱紀、葉朗等人，學界研究《莊子》美學如今已有20多年，涉及以下六個方麵：美學範疇，如“天地之大美”、“自然美”和“醜”；文藝的社會作用，或否定之或肯定之；文藝創作心理特征，即“心齋”和“虛靜”；審美的感應方式，即以物觀物；審美境界，即“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審美傳達，即得意忘言和言不盡意。以上這些研究明顯存在著誤區。在先秦思想史和文學史上，美學、文學批評甚至文學還遠未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人們僅有素樸的美的意識，但還沒有上升到用美的範疇辨析美學問題，用美的範疇分析《莊子》美學思想並不合適；《莊子》是從人生而不是從文學藝術角度論述美學，因此有關《莊子》論述文藝社會功能和藝術創作心理特征的言論也不恰當；另外，《莊子》論述“以物觀物”、“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得意忘言”都是從道的層麵而不是從審美的層麵，雖然審美的層麵已暗含在裏麵，但僅僅是其中一部分而已。不過本期《莊子》美學研究值得一提的是劉紹瑾的《莊子與中國美學》。此書值得關注的原因不僅它是大陸第一部莊子美學專著，更主要在於劉氏對《莊子》美學的理解有自己獨到的定位和合乎情理的闡釋。劉氏還清理了《莊子》純藝術精神與中國山水詩、山水畫美學追求之間的曆史與邏輯關聯，回答了後世文學藝術精神“不期然而然地回歸”莊子思想的原因，盡管這種回答和梳理粗糙而簡單，而且有些地方甚至武斷。遺憾的是，劉氏已注意到從莊子的“情感層”和“理論層”兩個層麵分析莊子的情感曆程和哲學運思對中國後世美學風格的影響，它們分別引發了感染時世、憂鬱悲憤的“緣情”理論和恬和衝淡的自然審美觀，但劉氏沒有把這一分析方法運用於莊子美學的構成上，僅取一麵，即以人生為基點——從莊子的情感心理邏輯出發，談論和建構莊子美學，而忽略了以莊子哲學建構莊子美學的另一思想進程。
以上，我們對近年來《莊子》美學研究的狀況進行了評述。從中可以看出，《莊子》作為一個開放性的文本，關於它的基礎理論研究、影響研究，除了在個別問題上有深化外，基本上保持著平穩發展的整體態勢。而關於《莊子》美學的比較研究、當代價值研究、對《莊子》文本的重新釋讀等，由於有當代西方哲學、美學的參照，有時代性的新的社會問題不斷被提出，倒是經常可以讓人一方麵看到《莊子》美學的現代性，另一方麵為一些“舊瓶”裏所裝的“新酒”而震蕩學術的神經。所以，未來《莊子》美學研究的突破，最簡捷的途徑可能依然表現在與時代的對接，與西方哲學、美學的會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