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通，最好的職業不是鎮上的幹部，不是商店裏的店員，也不是各色手藝人，而是碼頭工人。大通有一百多家企事業單位，最大的就是聚集了一百多碼頭工人的搬運站。
大通是一個水運碼頭，直到今天，大通沿江一線的水岸仍然停泊著無數大大小小的船隻。大如能裝載幾十噸上百噸的鐵殼子駁船，小如各色水泥船，它們來往於沿江各大碼頭或者是青通河上，裝載著黃沙、化肥、糧食、生豬和蔬菜等，上下裝卸的任務就落在碼頭工人身上了。這是一項體力活，沒有強壯的身體，是吃不了這行飯的。
你不要看鎮上的幹部好象很威風，即使是一個街道主任，訓起人來一套一套的，尤其是過去的“運動”中，完全失去一個婦人應有的賢淑風範，但她們都很清廉，實際的收入可憐得很。我們勝利街的孫翠蘭主任還得嫁一個碼頭工人。她在居委會裏享受著至高無上的權力，但她在家裏還得受丈夫的支配。商店裏的店員更是如此，合作化後，他們也就是那幾個死工資，過起日子來緊巴巴的，看一場電影都得算計算計。
拿一個碼頭工人與普遍店員生活質量相比，隻要看他們飯桌就清楚了。夏天的傍晚，晚飯大都是在大街上，門前灑一遍水以驅除暑氣，再把竹床、凳子以及飯桌搬到那灑過水的石板路上，從上街頭到下街頭，一路走過來，就大概知道各家的夥食標準了。這不用說，家裏有人在搬運站工作的，夥食標準一定最高。這不僅是因為碼頭工人要出大體力，也因為碼頭工人的工資收入高，夥食標準自然就高了。
羨慕是羨慕，但一般的人是吃不了這行飯的。從早到晚，黃汗淌，黑汗流，一百多斤的麻包馱在肩上，不要說走那條窄窄的跳板，就是走在平地上，一般人也是吃不消的。那一年我哥哥從煤礦下放回來，就曾試過要當碼頭工人，我父親譏諷他說，先稱稱你有沒有麻包重再說。我哥哥知道自己沒有麻包重，就隻好悶在家裏吃閑飯，一直吃了大半年，這才重新在大通鋼鐵廠找到一份工作。
至於我，也一度有去搬運站長做碼頭工人的念頭，但我知道，我還沒有我哥哥重，更不要說馱那隻比我哥哥還要重的麻包了。後來，我在一家養路隊做了一個養路工，直到被下放到農村。
我想去做碼頭工人，倒不在於我要替家裏掙一份工資，完全是因為文革後期的苦悶所至。那正是下放前的一段時光，呆在家裏，百無聊賴，於是就整天坐在河岸的沙堆上，看那些駁船連成長長的一串，拖頭拉著汽笛，船隊緩緩停靠在青通河岸。這時，那些躺在樹蔭下睡覺或是打撲克的碼頭工人們就全都像鴨子一樣撲進水裏，他們將一塊寬大的老布帕子披在肩上，從跳板上魚貫而過，於是，一條河岸就響起他們熱烈的碼頭號子。他們的碼頭號子多半沒有詞，隻有簡單的幾句旋律“嘿，嘿，嘿喲嘿，上起來喲……”一隻麻包就架到碼頭工人的背上了。我很喜歡聽他們的碼頭號子，在他們的碼頭號子中，仿佛就感覺天地之間那雄渾一片的生命氣息的律動，它能讓人從消極和沉悶中振奮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