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的經營思想，決定了天一公司所拍電影的局限性。邵醉翁是在稗史片、倫理片越來越被民眾排斥的時候，才不得不轉變經營策略，吸收了一些左翼進步人士加入“天一”的隊伍，拍攝了《東北二女子》、《王先生》、《海葬》、《生機》、《飄零》等反映現實的影片。
但“天一”的這種轉變，不同於“明星”。鄭正秋本人的思想原本就傾向於左翼，所以自然而然會投身到左翼電影運動中。邵醉翁不然，從根本上講，邵醉翁仍然是個以追求利益為目的的商人，他投拍左翼電影，僅僅是為了迎合市場，他的影片仍然隻是商品。所以，他一貫的“以省為上”的拍攝理念，依然體現在電影中。這就造成了“天一”這一時期的影片，無論是拍攝技術，還是製作陣容，都遠遠不能與“明星”相抗。
1933年11月12日，上海的藝華電影公司正加緊攝製《烈焰》、《中國海的怒潮》等以反帝抗日和階級鬥爭為內容的影片，國民黨特務組織指使暴徒30多人，以“中國電影界鏟共同誌會”的名義，衝入藝華公司，進行打砸和破壞。11月13日“上海電影界鏟共同誌會”向上海各電影院發出了“警告信”，聲稱“對於田漢（陳瑜）、沈端先（夏衍）、卜萬蒼、胡萍、金焰等所導演、所編劇、所主演之各項鼓吹階級鬥爭、貧富對立的反動電影一律不予放映，否則必以暴力手段對付，如藝華公司一樣，決不寬假……”
這就是中國電影史上的“藝華被搗毀事件”。
邵醉翁拍攝所謂左翼電影，原本就與政治立場無關，“藝華被搗”事件之後，他立即決定回到商業片的老路，並動念欲避開上海這個政治風暴中心。
其實，“鏟共會”的勢力，並沒有邵醉翁想象的那麼強大，並不能從根本上左右電影公司方向。1935年的莫斯科國際電影節，中國代表團成員都是左翼電影人，而帶去的影片，則一律是左翼進步片，可以證明在當時，電影的創作環境還是相對寬鬆的。
但邵醉翁以商人的眼光看待這件事，趨利避害，事情就變得嚴重了。他想，若繼續拍左翼影片，得罪當局，恐招致意外之災，使公司損失慘重。
但商業片此時已無市場。堅持拍商業片，會招來進步人士，甚至普通民眾的一片罵聲。
麵對這種尷尬局麵，邵醉翁與邵村人幾經商量，作出了決定：南遷香港。
因為時局不穩，邵醉翁和邵村人商定，邵醉翁帶領主要拍攝設備及主創人員遷到香港。但上海大本營不能丟掉，邵村人繼續留守上海，搞搞發行，同時靜觀時局變化，以圖風平浪靜之後，尚可卷土重來。
南遷香港，確是邵醉翁的明智之舉，不僅化解掉了天一公司在上海的人為危機，還為日後發展打下了基礎。香港地理位置獨特，是亞洲重要的航運中心，與海外尤其是東南亞地區聯係緊密。在這裏生產影片，可以很方便地發行到國外去。
而在香港當地，市民接受西方文化比較早，注重物質享受與身心娛樂，所以電影這種藝術形式，很受香港市民歡迎。影院觀眾千百成群，倘放映名片，更是座無虛席。
也就是說，立足香港，就會擁有本地與海外兩個市場。邵醉翁早有打算：“天一”的港產片，進可攻入南洋，退可殺回上海。即使依靠本地市場，亦可維持。所以香港作為“天一”的生產基地，真是再理想不過。
許多人罵“天一”值此關頭南遷，是在逃避。邵醉翁卻不做理會，我行我素，堅持將公司搬到香港。多處尋訪後，選定較偏僻的九龍土瓜灣，在那裏的北帝街42號，建立了“天一港廠”。
1937年，抗日戰爭全麵爆發，左翼和進步文化人士轉移到大後方或解放區，進行抗日救亡宣傳活動，上海的影片公司紛紛解散。解放後，因為體製的變革，內地電影界成為國營電影製片廠的天下。早期的私家電影公司，隻有邵氏等少數幾家，因南遷而保留下來。邵氏也由此成為世界華人私營電影公司的霸主。當初罵“天一”逃避的人們，不得不承認他們的南遷香港是明智之舉，極有先見。
這些都是後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