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軍別我們而去已十個年頭了。可我總覺得他好似沒有走，他騎著那半舊不新的自行車，從鍾樓西北角的美協出來又與我在西華門尚樸路口相遇，停下來說兩句話，又上車向廣場騎去；抑或，笑嗬嗬地走進我在西五路那顯得有些老舊的家，說東道西；抑或，在他家那幹淨平闊的畫案上疾書作畫，還時不時用手攏起那綹人們熟悉的顯得十分濃密而藝術的灰白的頭發……
還在大學讀書時，我就聞說“修軍”的名字。上世紀50年代末，那是個文學藝術繁榮發展的年月，西安美協常在北大街舉辦各種畫展，木刻版畫也時有展出。那時，我正在西北大學中文係讀書，莘莘學子，周末從大學北校門出來沿著護城河走進小南門，過了南院門就到了鍾樓。買書、看畫展幾乎成為我周末生活的基本內容，劉蒙天、修軍、李習勤、劉曠、張建文、邸傑……這些版畫家的名字常和趙望雲、石魯、何海霞、方濟眾、康師堯、李梓盛、王冰如等國畫家的名字一樣，常常吸引著我的眼球。但是，我真正與修軍的相識與相知卻是參加工作以後的事。記得，1963年春我參與了為時任陝西省委文教書記舒同在全省現代戲調演會上的講話的起草工作，起草小組的負責人時任省委宣傳部文藝處長冒君剛同誌召開了一個小型座談會，請文藝界各方麵的代表人物座談，聽取大家對陝西文藝發展的設想和意見、建議。會上，修軍和我臨座，他激動地談起了文藝貼近群眾和反映時代的問題，並講述了他在抗美援朝前線與戰士們相處的感受，談到版畫在戰地的活躍與戰士對它的喜歡，談到中國古代傳統木刻版畫的繼承與革新的問題。這對我這個初入文藝界的青年無疑是新鮮而動情的。會後，我們就相識了；又不久，我正式調入宣傳部文藝處，與作、劇、音、美四大協會的聯係就更為密切了。在美協的學術研討會和畫展上總能遇到修軍，他熱情開朗又多了幾分親切。美協的許多具體業務工作都離不開李梓盛、方濟眾和修軍、陳嘉墉、劉曠、張建文等幾位藝術家。我們也常常閑談並交流讀書心得。突如其來的“文化大革命”把整個文藝界搞得昏天黑地，“美協”無疑是重災區，“鬥、批、改”之後，就下放了。修軍是去了耀縣。周總理去世後，我看到一張紀念周總理的木刻畫，那淚水從天上流到地下，仿佛是從刀痕中浸出來的血。那幅畫流傳很廣，很受群眾喜愛。我從熟悉的刀筆中看出那是修軍的作品，看到那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熱愛總理我的兄長般的純真而熱烈的心。粉碎“四人幫”後，四大協會逐漸恢複，藝術家也相繼從各地歸來，劫後重逢，我們執手而言，覺得格外興奮。這一時期，修軍和濟眾、梓盛他們一方麵不丟自己的藝術創作，一方麵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協會的重建中來。為了要回“文化大革命”中被亂占了的東大街展覽室，濟眾、修軍、魯明他們硬是多方奔走，並拉著我一起去找有關部門交涉。畫家們甚至不惜上法庭打官司，終於要回了現在東大街的美術展覽館址。還是在他們和美協全體人員的多方奔走和努力下，在省委和省政府的關懷和支持下，於80年代初建成了陝西省第一個漂亮的美術展覽館。雖然，現在看起來有些老舊落後，但它為陝西美術事業以至文化活動起到的積極作用是不可輕估的。
修軍對藝術的追求是無止境的，他青年時期即以木刻出名，但他並不故步自封，常向老藝術家請教，與張建文、劉曠、李習勤等共同切磋琢磨。他們繼承並發揚了30年代魯迅提倡的和延安時期形成的革命木刻藝術的光榮傳統，織出了陝西版畫藝術的一個燦爛明媚的春天，成為全國版畫藝術不可忽視的一角，幾乎可以說這個版畫藝術的群體與國畫的“長安畫派”交相輝映，形成了陝西美術的第一個全盛期。修軍在這個版畫群體中無疑是佼佼的一個。1981年是魯迅誕辰一百周年，國家隆重紀念。我與時任陝西作協主席胡采同誌，代表陝西參加了中宣部在北京召開的會議。回來具體落實陝西的紀念活動。修軍聽了傳達很是興奮，多次找我要文件，談情況，並與李習勤、張建文、付恒學等木刻家一起積極組織發動了紀念魯迅的創作活動，辦了畫展，編輯出版了《陝西省紀念魯迅誕辰一百周年版畫作品選》，他說自己的年歲雖漸大，但他的心是與魯迅相通的，魯迅熱愛倡導版畫藝術，他要趁此機會多澆花扶新苗，使陝西版畫事業在複蘇中新生，在撥亂反正改革開放中繁榮。他特意刻了魯迅晚年的一個頭像，並以延安寶塔相映襯，表達了一個永遠貼近人民生活、探索不息的木刻藝術家的心聲。在他和習勤、建文等共同努力下，紀念魯迅誕辰一百周年的活動，在陝西版畫界搞得有聲有色。自此，我們更建立了工作與藝術學習的深厚友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