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遊不僅僅是一種經濟現象，也是一種文化現象。旅遊不僅僅是一種休閑方式，也是現代人的生活方式。如果人生永遠處於一種“在路上”的狀態，那麼我們總要不停地往前趕路。我們走著別人已經走過的或是沒有走過的路，我們做著別人做過的或是沒有做過的夢。而在這些旅程之中，散落的不隻是我們的足跡，更是我們的夢想與驚喜。可是總有一些人因為這樣或那樣的理由挽留自己，不是缺錢就是缺時間，正所謂“人生定律日複日、年複年，人生難得幾回閑。朝躊躇、夜難眠，勞碌奔波皆為錢。”年輕時缺錢，想有了錢就去旅遊。人到中年，大事小事離不了，忙得像隻車軲轆，有錢卻沒時間。挨到老年有錢也有時間，旅遊卻沒了體力，終其一生始終隻在家門口轉。其實旅遊根本不用等，什麼時候都可以出發，什麼時候都能覓得空閑，等來等去等到的是一聲聲歎息。
自古以來，中國人有著安土重遷，不喜遠遊崇尚近遊的思想，可從中國民間的俗語“好出門不如歪在家”，“在家千日好，出門一時難”，“看景不如聽景”中反映出來，這是因為受傳統文化影響的中華民族的內傾民族性格特征多少阻抑了中國人旅遊的動機。孔子曾經要求做兒子的做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短途旅遊可以達到健康身心和陶冶性情的目的，又可和家人同享天倫之樂，但儒家並不是無條件反對遠遊。
《論語》開宗明義就說：“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這是孔子對遠來客人的歡迎詞，也是對當時人際交往頻繁，旅遊之興盛的社會現象的一種良性指導。
儒家也認為“誌在四方”是男子漢應有的抱負和基本的形象特征，這就很容易理解在中國旅遊史上為什麼近遊理論較遠遊理論同樣發達，探險旅遊同怡情旅遊一樣受我國人民的重視。
孔子的“智者樂水，仁者樂山”開創了儒家人本主義的“比德說”旅遊觀，他將山水與不同思想修養、氣質特點、個性品格緊密聯係起來，使山水人格化、氣質化，凡是人具有的美德，都可以賦予山水，而且人可以通過遊覽山水達到娛樂、長壽的目的。由此看來，無論遠遊也好近遊也罷，足不出戶不是理想的選擇。
倘若因為家事國事牽絆而讓自己忙得一塌糊塗，我想沒有人能忙過六下江南的乾隆皇帝。乾隆南巡，從官方的史籍到民間的野史中，都有許多描述：或是說他修築堤堰，功澤千秋；或說他把國家大事都扔給手下大臣，自己迷戀於江南美景中；或說他風流成性，揮霍無度……總之，眾說紛紜，褒貶不一。事實上，乾隆第六次南巡寫下的詩句“六度南巡止，他年夢寐遊”，足以見得他連做夢都在回味下江南時的情景，充滿了無限眷戀。
不止乾隆皇帝如此眷戀江南美景，凡是有過旅遊經曆或是向往旅遊的人都會對旅遊深情款款。“旅行對我來說，是恢複青春活力的源泉。”安徒生如是說。“對青年人來說，旅行是教育的一部分；對老年人來說，旅行是閱曆的一部分。”這是培根的感歎。薩迪直言不諱：“旅行有好多益處：新鮮滿懷；見聞大開；觀賞新都市的歡悅；與陌生朋友的相遇；能學到各種高雅的舉止。”天下第一行書《蘭亭序》寄托著王羲之的情懷：“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沒有比斯蒂文森更鍾情旅遊的了：“財富我不乞求，也不希望得到愛情或知己朋友。頭上的天堂和腳下的道路，就是我一切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