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良聽了這番話，頓時嚇得魂飛魄散。過了好一陣，才斷斷續續地說：“我是……是他的親生父親，怎能忍心親手殺……殺了他呢？”子文一再勸說，子良終不肯聽從。
子文對此事十分憂慮，在他臨死的時候，把親信們叫到跟前告誡說：“千萬不能讓越椒掌權。一旦他得勢，你們就趕快逃命吧，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子文死後，他的兒子鬥般當了令尹，越椒也接替父親做了司馬。後來，越椒為奪取令尹職位，百般討好穆王，說盡鬥般的壞話。楚穆王聽信了讒言，讓越椒當了令尹。後來，越椒趁楚穆王死後作亂，掌權後即殺害了鬥般和子文生前的親信。越椒的“狼子野心”發展到如此地步，是本性所致，勢在必然的事。
兔死狗烹
司馬遷《史記·越王勾踐世家》載：“高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子何不去？”比喻統治者殺掉功臣。
春秋末期，吳、越爭霸，越國被吳國打敗，屈服求和。越王勾踐臥薪嚐膽，任用大夫文種、範蠡整頓國政，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使國家轉弱為強，終於擊敗吳國，洗雪國恥。吳王夫差兵敗出逃，連續七次向越國求和，文種、範蠡堅持不允。夫差無奈，把一封信係在箭上射入範蠡營中，信上寫道：“兔子捉光了，捉兔的獵狗沒有用處了，就被殺了煮肉吃；敵國滅掉了，為戰勝敵人出謀獻策的謀臣沒有用處了，就被拋棄或鏟除。兩位大夫為什麼不讓吳國保存下來，替自己留點餘地呢？”文種、範蠡還是拒絕議和，夫差隻好拔劍自刎。越王勾踐滅了吳國，在吳宮歡宴群臣時，發覺範蠡不知去向，第二天在太湖邊找到了範蠡的外衣，大家都以為範蠡投湖自殺了。可是過了不久，有人給文種送來一封信，上麵寫著：“飛鳥打盡了，彈弓就被收藏起來；野兔捉光了，獵狗就被殺了煮來吃；敵國滅掉了，謀臣就被廢棄或遭害。越王為人，隻可和他共患難，不宜與他同安樂。大夫至今不離他而去，不久難免有殺身之禍。”文種此時方知範蠡並未死去，而是隱居了起來。他雖然不盡相信信中所說的話，但從此常告病不去上朝，日久引起勾踐疑忌。一天勾踐登門探望文種，臨別留下佩劍一把。文種見劍鞘上有“屬鏤”二字，正是當年吳王夫差逼忠良伍子胥自殺的那把劍。他明白勾踐的用意，悔不該不聽範蠡的勸告，隻得用劍自盡。
分道揚鑣
魏收《北史·魏諸宗室·河間公齊傳》載：“洛陽我之豐沛，自應分路揚鑣。自今以後，可分路而行。比喻誌趣不同，各走各的道路。”
在南北朝的時候，北魏有一個名叫元齊的人，他很有才能，屢建功勳。皇帝非常敬重他，封他為河間公。
元齊有一個兒子叫元誌。他聰慧過人，飽讀詩書，是一個有才華但又很驕傲的年輕人。孝文帝很賞識他，任命他為洛陽令。
不久以後，孝文帝采納了禦史中尉李彪的建議，從山西平城（今山西大同市東）搬遷到洛陽建都。這樣一來，洛陽令成了“京兆尹”。
在洛陽，元誌仗著自己的才能，對朝廷中某些學問不高的達官貴族，往往表示輕視。有一次，元誌出外遊玩，正巧李彪的馬車從對麵飛快地駛來。照理，元誌官職比李彪小，應該給李彪讓路，但他一向看不起李彪，偏不讓路。李彪見他這樣目中無人，當眾責問元誌：“我是禦史中尉，官職比你大多了，你為什麼不給我讓路？”
元誌並不買李彪的賬，說；“我是洛陽的地方官，你在我眼中，不過是一個洛陽的住戶，哪裏有地方官給住戶讓路的道理呢？”
他們兩個互不相讓，爭吵起來了。於是他們來到孝文帝那裏評理。李彪說，他是“禦史中尉”，洛陽的一個地方官怎敢同他對抗，居然不肯讓道。元誌說，他是國都所在地的長官，住在洛陽的人都編在他主管的戶籍裏，他怎可同普通的地方官一樣向一個禦史中尉讓道呢？
孝文帝聽了他們的爭論，覺得他們各有各的道理，不能訓斥他們中的任何一個，便笑著說：“洛陽是我的京城。我聽了，感到你們各有各的道理。我認為你們可以分開走，各走各的，不就行了嗎？”
程門立雪
《宋史·楊時傳》載：“至是，楊時見程頤於洛，時蓋年四十矣。一日見頤，頤偶瞑坐，時與遊酢侍立不去。頤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現比喻尊敬師長。
程顥、程頤兄弟倆都是宋代極有學問的人。進士楊時，為了豐富自己的學問，毅然放棄了高官厚祿，跑到河南潁昌拜程顥為師，虛心求教。後來程顥死，他自己也有40多歲，但仍然立誌求學，刻苦鑽研，又跑到洛陽去拜程顥的弟弟程頤為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