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浩文是柳先生的博士生，除了指導他的功課外，還得操心替他寫推薦信申請獎學金和找差事。葛浩文說得好：“他為我寫了那麼多信--那是在電腦前的時代--我怎麼報答他呢？”無忌老師也答得好：“有朝一日你也可以為你的學生寫信。”
《葛浩文文集》所收的文類，以有關翻譯的文章篇幅最長。文章的格式是“答客問”式的對談。這一輯的文字有五篇，其中一篇叫《我譯故我在》。初看時我以為這一定是“手民之誤”。後來看了內文，始知這是浩文同學刻意改寫法國哲學家笛卡兒的名言“我思故我在”得來的“異文”。
在研究生時代，翻譯對葛浩文來說是一門功課。但往後的幾十年，這門功課已經轉變成為嗜好，愛得“喪心病狂”。思之念之，無日無之。
在《我譯故我在》一文跟葛浩文對談的是季進，裏麵一些葛浩文答客問的關鍵話在此應該引出來，用以說明“我譯故我在”的原意。葛浩文說：“翻譯這玩意，一言難盡啊。我像個鯊魚，你知道鯊魚要不停地遊動，一旦停止就死了。我做翻譯就是這樣，一定要不停地翻，一旦沒事幹，沒有貨了，沒有小說翻了，恐怕就要歸西天了，是吧？所以我說‘我譯故我在’。”
其實，隻要我們對翻譯《茶花女》故事的林琴南的生平略知一二，就不會覺得葛浩文對“不翻譯何以遣餘生”的投入有什麼特別之處。林琴南不諳外文，他翻譯的西洋文學作品大小百餘種，都是靠朋友口述給他聽的。《茶花女》一上市，馬上紙貴洛陽，引得嚴複感歎說：“可憐一卷茶花女，斷盡支那蕩子腸。”茶花女悲涼的身世，林老先生經朋友傳譯聽來，令他感動五中。我們可以想象，他一定是噙著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去翻譯的。
葛浩文翻譯了莫言十多部作品。最先引起他注意的是《天堂蒜薹之歌》，覺得很驚訝，也很喜歡，因為故事中的愛與恨很能打動人心，農民的處境讓人感同身受。他寫信給莫言，說要翻譯這本小說。莫言回信說“好”，但老葛這時正在看《紅高粱》，沒看幾頁，就坐不住了，馬上告訴莫言，《天堂》是很了不起，但作為第一本跟西方讀者見麵的作品，應該是《紅高粱》。於是先翻譯了《紅高粱》，然後是《天堂蒜薹之歌》，跟著下來的是《酒國》《豐乳肥臀》和《生死疲勞》等。
跟他對談的季進這時插嘴問：“好像莫言的作品銷得蠻不錯？”
葛浩文答道：“也就《紅高粱》最好。我查了一下，已經發行到兩萬冊左右了。雖然是印了十幾年累計的數字，但中國文學的翻譯能夠到兩萬冊，我已經很高興了。”《我譯故我在》一文原載於《當代作家評論》，2009年第六期。事隔四年多，《紅高粱》的銷售量應該超過兩萬冊了。如果葛浩文不是出道以來一直在大學任教，翻譯這個“活”，無論他愛得怎麼“喪心病狂”，也是幹不下去的，因為英譯中國文學的作品，無論怎麼“暢銷”，單靠版稅的收入，不足以養妻（夫？）活兒。那為什麼還有人看來樂此不疲？那有什麼話說，他們是“自投羅網”。再說，翻譯雖然沒有什麼經濟效益，但在夜雨秋燈下，如果能像林琴南那樣投入《塊肉餘生記》中人物的身世，耳聞筆譯時悲從中來大哭一場，證明自己慈悲之心未泯，靈魂也因此得救了。
從事翻譯的人，不必作什麼“犧牲奉獻”。於人於己都應當有利。浩文兄可不是說過麼，不翻譯，他就會上西天了。翻譯其實也可以是很好玩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