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先生第二本專著《中國古典小說》（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A Critical Introduction）1968年在哥大出版社出版。書分六章，各別討論《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儒林外史》和《紅樓夢》。這六本說部，一點也不奇怪，夏先生評價最高的是《紅樓夢》。但隨後的十多二十年，他對中國傳統文化和社會的了解逐漸加深，對《紅樓夢》的看法也相應作了修改。這裏隻能簡單地說，夏先生對故事收尾寶玉遁入空門，作為看破紅塵的指標極感失望。當然，夏先生的看法多少是受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扛鼎名著《卡拉馬佐夫兄弟》的影響。
夏先生用docile imagination一詞來概括中國文人創作想象力之“柔順”。“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老調，唱多了，別無新意。寶玉出家，不是什麼知性的抉擇，步前人後塵而已。在夏先生的眼中，若拿《卡拉馬佐夫兄弟》跟《紅樓夢》相比，自然是前者比後者更能“深入靈魂深處”。這麼說來，夏先生為了堅持the discovery and appraisal of excellence的宗旨，恐怕要背上“不愛國”的罪名。
夏先生的言論，激奮起來時，有時比魯迅還魯迅。我們記得1925年《京報副刊》曾向魯迅請教，提供一些“青年必讀書”給讀者參考。魯迅一本正經地回答說：“我看中國書時，總覺得就沉靜下去，與實人生離開；讀外國書--除了印度--時，往往就與人生接觸，想做點事。……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少看中國書，其結果不過不能作文而已。但現在的青年最要緊的是‘行’，不是‘言’。隻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麼大不了的事。”
夏先生在《中國文學隻有中國人自己講》中說的話，世間若還有“衛道之士”，看了一定會痛心疾首：“洋人看中國書看得少的時候，興趣很大；看得多了，反而沒有興趣了。Arthur Waley、Ezra Pound翻譯的中國古詩，看的人很多，人家說：就是好！翻譯得多了，就沒什麼好了。小說也一樣，《西遊記》翻譯一點點，人家覺得很好，後來多了以後，就覺得很煩，中國人不覺得什麼，洋人就覺得長，而且人名又都差不多，看不下去。所以，中國文學弄不大，弄了很多年弄不起來，要起來早就起來了。法國的《包法利夫人》大家都在看，中國的《紅樓夢》你不看也沒有關係，中國沒有一本書大家必須看。”
曆史學家唐德剛教授本是誌清先生好友，看了夏教授這種言談，精讀《紅樓夢》的唐先生受不了，認為老友“以夷變夏”，寫了《紅樓遺禍--對夏誌清“大字報”的答複》一文，發表於台灣的《中國時報》，內有十八個小標題，其中有“瘋氣要改改”“以‘崇洋過當’觀點貶抑中國作家”和“崇洋自卑的心態”這三條。
這場唐、夏二公就《紅樓夢》價值之爭議，其實開始前就有結論，那就是二者不可能分勝負。唐先生在美國受教育，以英文寫作，他最熟悉的西方經典，自然是史學範圍。他閑時或會涉獵西方文學作品，但對他來說這隻是“餘興”，這跟誌清先生在這門功課上作業之勤、用情之深根本不可同日而語。看德剛先生的年紀，諒是抱著《紅樓夢》吃喝做夢那一代的書癡。既是平生至愛，哪能讓夏某人“貶”其所愛？
本文以“一介布衣”為名，因為我實在想不出一個跟內容貼切的題目。六十年代初我到紐約拜望夏先生時，他帶我到他的家去坐。他的家就是哥倫比亞大學教職員的房子。隨後幾次拜訪，他也是在“家”接見我的，隻是“家”的麵積比初見時略為寬敞，想是因年資增長而得到的禮遇。夏先生除了做老師討生活和替報章雜誌寫寫文章賺點零用錢外，想來再沒有什麼發財能力。說他是“一介布衣”，應該沒有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