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薑貴的《我與蘇青》，自然聯想到張愛玲與胡蘭成的關係。薑貴看了《結婚十年》後，雖然知道作者受到小報的攻擊，出於“憐才”之念，最後還是寫信安慰她，告訴她李清照生前死後，也曾受過不少的詆毀。薑貴在這階段顯然不知道蘇青與陳公博的內情。如果知道，這位代表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民黨軍官跟“附奸”女子的往來會不會發展到同居關係？我們還是就事論事好了。一天晚上，薑貴和蘇青暫住的寓所來了一個日本人，是他們的鄰居。他抱著留聲機和許多唱片來訪：
他正襟危坐，老僧入定般一張一張唱給我們聽。那局麵也頗奇特。蘇青注視那日本人，她恐怕我不喜歡他，便說：“不管他們從前怎樣，現在他們失敗，他們內心痛苦，我們應當同情他們。”這句話，使我很受感動。可能因為她是有這般的偉大精神和豐富的情感，所以她才能寫文章，她的文章才能動人。
抗戰勝利，日本投降，蔣介石宣布對日本人“以德報怨”。大概因為陳公博不是日本人，所以血濺法場。周作人在敵偽時期的北京任過職，可能因為官位不像陳公博那麼“顯赫”，免了一死，判刑十年。雖然蘇青的名氣在敵偽時期的上海跟張愛玲平起平坐，今天大概隻有“學者”才看《結婚十年》了。《金鎖記》和《傾城之戀》的名氣卻不斷冒升。張氏的身世和著作近年已成“顯學”。如果不是盛名之累，她跟胡蘭成相處那段日子不會一再被抖出來算賬。何滿子不原諒她在國難當頭時投入大漢奸的懷抱，“卿卿我我，置民族大義於不顧”。張愛玲遇人不淑，如果guilty by association的罪名可以成立，她絕無可能拿著到香港大學“複學”的證件離開上海到香港來。這樣說，張愛玲既沒“狐臭”，也沒纏過腳。
南方朔在《從張愛玲談到漢奸論》說：“而一講到‘忠’、‘奸’，隻要是中國人，就難免多多少少會有點手足無措的尷尬。……戰爭的野蠻會讓一切不合理都被歌頌，抗日時的殺漢奸、後來的懲治漢奸，以及到了後來在文化上的刨除漢奸，這不是中國多漢奸，而是人們用漢奸的標準，塑造出大量漢奸。”蘇青有一次問張愛玲將來會不會有一個理想國家出現。張愛玲回答說：“我想是有的。可是最快也要許多年。即使我們看得見的話，也享受不到了，是下一代的世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