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刻》讀了蔡登山《從一篇佚文看薑貴與蘇青的一段情》後，才知道《我與蘇青》一文的作者“謝九原”是薑貴的化名。《我與蘇青》（1957）原在香港《上海日報》以“奇文共賞”的標目連載。如果我們不知“謝九原”的底蘊，很容易把此文看作上海“八卦”。但事實正如蔡先生所說，《我與蘇青》是一篇“不可多得的文獻，不應等閑視之”。蘇青在汪偽政權時期的上海跟張愛玲時有往還。隻要把這兩個當年紅極一時的女作家身世比對一下，就可看出《我與蘇青》一文的曆史價值。
薑貴（1908-1980）的長篇小說《旋風》1952年脫稿，先後得到胡適和高陽的讚賞。夏誌清在《中國現代小說史》給予這樣的評價：薑貴“正視現實的醜惡麵和悲慘麵，兼顧諷刺和同情而不落入溫情主義的俗套，可說是晚清、五四、三十年代小說傳統的集大成者”。
薑貴行伍出身，是湯恩伯（1898-1954）將軍部下的一名上校，大陸撤退時隨國民政府遷台，經商失敗後賣文為活。我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初跟台灣遠景出版社的沈登恩一道到台南去看他。沈先生事先告訴我，薑貴的生活相當清苦，吃也吃不好。我們決定要好好地招呼老先生吃一頓。事隔多年，當天吃了些什麼，不複記憶，隻記得老先生善飲，啤酒一杯接一杯地喝著，可是話不多，滿懷心事似的。看來作家的作品即使“負時譽”，如無經濟基礎，還要為衣食憂的話，一點也不“風光”。
《我與蘇青》是這麼開頭的：“民國三十四年九月間，我帶著整整八年的大後方的泥土氣，到了上海。我在虹口一座大樓裏擔任一個片刻不能離開的內勤工作。我的‘部下’有六個打字員，恰好三男三女。”薑貴當時的身份，想是國民政府的一位“接收大員”。有一次上校跟他的“部下”閑聊，談到淪陷期間上海的文藝出品物，問有什麼作品值得看的。一位女打字員推薦了蘇青的《結婚十年》，認為人生在世，不讀此書，“真是天大的冤枉”。薑貴看後，印象深刻，覺得她“文筆犀利，而精於組織，把夫婦間許多瑣事，寫得那般生動，引人入勝，真是不容易”。另一方麵，他不時在小報上看到對她的攻擊，一說她“有狐臭”，一說她“纏過腳”。
張愛玲在《我看蘇青》（1945）一文，談自己的篇幅遠比蘇青的多。但有些話出人意表：“如果必須把女人作者特別分作一檔來評價的話，那麼，把我同冰心、白薇她們來比較，我實在不能引以為榮，隻有和蘇青相提並論我是甘心情願的。……許多人，對於文藝本來不感興趣的，也要買一本《結婚十年》看看裏麵可有大段的性生活描寫。我想他們多少有一點失望，但仍然也可以找到一些笑罵的資料。”
如果蘇青不是跟陳公博等“問題人物”混上，她“狐臭”和“纏足”的私隱不一定夠得上成為八卦新聞。依《我與蘇青》所記，陳公博槍斃暴屍的照片在報上刊出來後，蘇青看到嚇破了膽。這時她跟薑貴已經同居了一段日子。她告訴薑貴，陳公博前後親筆給她寫了三十多封信，她都珍藏在銀行保險櫃裏。現在這些“證物”當然得燒毀。陳公博掌權期間，她曾是“上海市府的專員”。“陳公博送給她的是一本複興銀行的支票簿，每張都已簽字蓋章，隻等她填上數字，便可以支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