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彬在“呐喊”一詞和《天狗》這首詩所做的“考古”工作，抉微發隱，極有見地。我相信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中尚有其他的文體值得他這樣“苦讀細品”的。但文史家要弄清埋伏在文本中的各種“草蛇灰線”，先得對內文有眼觀鼻、鼻觀心的透徹了解。論點的依據不能依靠翻譯，因為隻要關鍵詞一出現誤譯，你苦讀細品的心血就會白廢。
單以篇幅的大小來衡量輕重，顧彬顯然不像夏誌清那麼看重張愛玲。夏誌清在《中國現代小說史》特辟一整章去給這個原屬“鴛鴦蝴蝶”的海派作家重新定位。相對來看，張愛玲隻是顧彬的“過場人物”。他隻用三頁的空間去講述她的身世和出版紀錄。他引了《傾城之戀》結尾一段介紹她文字的原貌，但沒有細及張愛玲獨樹一幟的文體。“祖師奶奶”在色彩的描畫和意象的經營上，每見匠心過人。常出現於她作品中的“蒼涼”二字，是她對“人生一切饑渴和挫折所內藏的蒼涼”刻骨銘心的了解。
張愛玲的小說，不是“大敘述”，不是“國族寓言”。細品她的文字，每有意會時，就感覺到一種“細細的喜悅”。或者倒過來說，一陣陣沁骨的淒涼。《金鎖記》開頭一段，頗有“考古”價值：“三十年前的上海，一個有月亮的晚上……年輕的人想著三十年的月亮該是銅錢大的一個紅黃的濕暈；像朵雲軒信箋上落了一滴淚珠，陳舊而迷糊。”
現在回頭說顧彬。他在《上海書評》的訪問說他很難接受張愛玲的女人世界。既然他因為阿城寫得太“傳統”而不喜歡他，他也可以因為無法接受張愛玲的女人世界而不喜歡她。顧彬說自己的觀點容或有偏見。那是很自然的事。夏誌清也有他的偏見。但最引起我注意的，是他在訪問中坦承閱讀張愛玲1949年以前的作品有困難，“很難真正了解她，因為她的文筆很細，她的漢語我不太明白”。這麼說我們就不能寄望他在張愛玲的作品上做什麼“考古”工作了。真是可惜，因為他在《天狗》上尋幽搜秘得來的見解很有啟發性。
範勁作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的一位譯者，理應是最先接觸到這本書的。他看完後有什麼感覺？他說：“於是在整個翻譯和校對過程中，我都在內心裏與作者進行持久而痛苦的辯駁，有時會陷入長長的停頓。”說顧彬教授這本著作“聚訟紛紜”，絕不過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