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波恩大學教授顧彬（Wolf gang Kubin）的Die Chinesische Literatur IM20 Jahrhundert中譯本《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範勁等譯）最近上市。此書論點自他先前接受了《上海書評》盛韻的訪問後，已成國內知識界的熱門話題。訪問稿內容每見語驚四座，因此即使沒有看過原書也可以就他的論點跟他吵個不休。且看他怎樣說阿城：
但阿城現在什麼都寫不出來，如果一個作家什麼都寫不出來還是作家嗎？我怕他不是作家，是在玩文學。……一個人為了錢而推翻自己所有的夢想，這樣還算作家嗎？這是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是：阿城的作品我都看了，但不知道為什麼我都不喜歡。我覺得他寫得太傳統，那種風格我受不了。
看來顧教授言重了。除阿城外，華文作家中還有不少“寫不出來”的。美國還不是一樣？《麥田捕手》的塞林格（J。P。Salinger）還不是一樣見首不見尾？至於他因阿城的作品寫得太傳統而“受不了”，那不打緊，寫文學史的學者沒有本分要喜歡在他討論範圍的作者。
其實他這類“聳人聽聞”的言論，早見於2006年11月“德國之音”的訪問。現代作家得到他毫無保留推崇的，僅魯迅一人。諾貝爾獎得主高行健呢？他答道：Don’t joke about this，“別拿這個開玩笑了”。為什麼話說得這麼決絕？因為高行健拾人牙慧的地方太多：“他所有的話劇都模仿法國、愛爾蘭的兩位作家的作品”，沒有自己的創造。他對當代中國文學的總體印象是：除了詩歌，“大部分是一種從外文翻譯成中文的文學，沒有什麼自己的風格”。
我倒是讀完了他的《文學史》，全書連參考書目共419頁。論述範圍從“傳統到現代、世紀之交的文學”開始，“展望20世紀末中國文學的商業化”結束。文學史如果不預設一些評審標準的話，單舉事實，容易貶為流水賬。顧彬自訂的三個規矩是：作家的語文能力、塑造形式的功夫和“個體性精神的穿透力”。
顧彬對文本“苦讀細品”（explication de texte）的考究，基本上是“新批評”或“形式主義”的宗旨。他從魯迅小說集《呐喊》書名的德文翻譯問題，推演出此詞源出於《聖經》的拉丁文譯本。《以賽亞書》所載vox clamantis in deserto，“有人在曠野呼喊”，為的就是要大家準備救世主的降臨。“呐喊”因此是對一種新秩序的向往和鼓吹。
單從文字看，郭沫若的新詩，今天看來，實在一無是處。虧得顧彬為《天狗》找出紋理。“我是一條天狗呀！/……我把全宇宙來吞了。我便是我了！”全詩21行，每行均以“我”字開頭。顧彬教我們在《出埃及記》上帝跟摩西的一段對話找出“我”字的涵義。上帝對摩西說：“我乃我是者；你可對子民這樣說：我是由‘我是’派來的。”譯文引自馮象《摩西五經》。馮象在注釋說：“我是，即我在、我生、或我生萬物，一切在我。”此可見《天狗》（1921）放在“五四”的曆史語境來讀，“我把宇宙來吞了”的“我”寓言意味可不簡單。天狗要“打倒孔家店”，為新中國破舊立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