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有一位同誌想為王安石辯護，說“一鳥不鳴山更幽”句，緣自前一句“茅簷相對坐終日”而來，因坐對茅簷（小如按：我原文之意是說“坐對鍾山”），終日聽鳥，偶然無聲，更覺山幽，此其一；引王詩“我床撥書當午眠，能驚我眠聒我語”句，說被吵得睡不成午覺了，故希鳥兒暫時收鳴，此其二；引王詩“背人相喚百般鳴”、“晴明山鳥百般催”、“窺人鳥喚悠揚夢”、“悠悠殘夢鳥聲中”諸句，說王固喜鳥鳴者，此其三。然而，聽鳥終日，頓時死寂，雖青山亦減生氣，人獨不寂寞乎？何以反會欣賞到“山更幽”，殊不可解。此其第一說不能成立。王籍的“鳥鳴山更幽”，當非萬鳥歸林、聒耳欲聾時的煩躁（小如按：原文誤作“燥”）感，此何異於被吵得睡不成午覺？也不同於“百般鳴”、“百般催”、“喚夢”、“驚夢”等等的意境。此其第二、第三說同樣不能成立。唯一能說明問題的，是王安石不懂“動中見靜，愈見其靜”的境界，所以把人家的原句給改壞了。
所謂“第一說”之“不能成立”，是由於這位先生認為王安石說“山更幽”“殊不可解”。我以為，不能因為自己主觀上不欣賞或不體會這種“終日聽鳥，偶然無聲，更覺山幽”的境界，便用了“死寂”、“減生氣”、“寂寞”等主觀感受來責怪別人“何以反會欣賞到‘山更幽’”。蓋一首詩寫得好不好，我們對它喜愛不喜愛，與這首詩究竟怎樣理解，其間雖有關係卻並非一回事。每個人由於愛好不同，欣賞角度不同進而評騭古人作品寫得好與不好，這當然可以有差別，而且允許存在差別，至於某一首詩應該怎樣解釋，盡管也會存在分歧看法，而最終卻應該隻有一種解釋是正確的。我當初寫這篇小文的目的有三：一、旨在說明不宜盲從古人“積非成是”的論點；二、闡明個人對“一鳥不鳴山更幽”這句詩的體會和理解，但這完全不等於我在替古人辯護，而是盡量體察古人的用心；三、提出評論事物要比較全麵地看問題這一要求。我感到，原來對王安石此詩進行非難的幾位同誌，看似不迷信古人，其實倒是承襲了古人詩話中陳陳相因的論點，至少是缺乏一定的獨立思考。而我對此詩的理解是否正確，那完全有爭鳴的餘地；不過我是把這首詩與王安石其他有關鳥鳴的詩放在一起，並且把“一鳥不鳴山更幽”這句詩放在整首詩中，來加以理解和體會的，而不是孤零零地把一句詩單獨抽出來加以評論。如果有人批評我把道理講錯了，並提出更確切可信的解釋，那我將心悅誠服地接受。如果僅由於不喜愛“一鳥不鳴”的意境，從而竟得出結論說“山”也並不“更幽”，還責難別人對此詩的理解“不能成立”，那就未免強人以就我，有點“以力服人”的味道了。至於上引文字中所說二、三兩點，就更有強詞奪理之處。我的文章明明指出《鍾山即事》和《老樹》詩境不同，而這位先生偏要把它們攪在一起。王籍詩固非寫“萬鳥歸林，聒耳欲聾”（鳥聲本不至於“聒耳欲聾”），但應與“蟬噪林逾靜”句合看，始能互文見義；王安石在特定條件下希望群鳥收鳴，本屬常情，又何以見得他不懂“動中見靜，愈見其靜”而把詩“改壞了”呢？這不啻說王安石本不懂詩，而吳小如竟把王詩講出了一點道理來，適足以見其愈加不懂詩而已。這還有什麼好談的呢！至於我在文中引王安石的其他作品，原不過供讀者印證參考，使大家對王安石理解得更全麵些，並非用來解釋“一鳥不鳴山更幽”這句詩的涵義。因此這位先生的反駁，就有點無的放矢了。姑不具論。
三
南宋人方勺《泊宅編》卷上雲：
元中，東坡帥杭。予自江西來應舉，引試有日矣，忽同保進士訟予戶貫不明。賴公照憐，得就試。因預薦送，遂獲遊公門。公嚐雲：“王介甫初行新法，異論者嘵嘵不已。嚐有詩雲：‘山鳥不應知地禁，一逢春暖即啾喧。’古詩有‘鳥鳴山更幽’，更作‘一鳥不鳴山更幽’，誠有旨哉！”
這是蘇軾親對方勺發表的意見，是把這句詩當做政治詩來理解的，同一般人把此詩解釋為抒情詩不一樣。但這原可備一說，兩者並不矛盾。蘇與王政治上雖然對立，私交卻不算淺，所以對王安石的詩有較多的了解，而且並不因這樣解釋對自己不利就不予承認。清人翁方綱《石洲詩話》卷三雲：
“一鳥不鳴山更幽”，自不如“鳥鳴山更幽”。王介甫好爭長短，如此類之小者亦然。
如果蘇軾的話有幾分道理，那麼王安石的這種“好爭長短”，也不是沒有原因的了。封建文人對王安石每多偏見，如翁方綱的這種論調自無足怪。反不如身列元黨籍的蘇軾，看問題倒比較客觀得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