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社會的板結化程度恐怕是幾千年來最嚴重的。不但絕大多數青年上升的通道被堵塞，甚至出現了大規模的社會階層反向流動，即向下流動，如城市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到農村當農民，與本來生存狀態極差的農民爭奪資源。
由於建政初期執政者對社會具有強大的控製力，也由於多數人處於平均的貧窮和平均的無權利狀態，因此社會的不公和板結化並沒有成為一個引起多數人關注的問題。當然不是說無人意識到這個問題，但占據意識形態高地的執政者絕對不允許社會討論這類問題。“文革”期間，遇羅克所撰寫的《出身論》即是對“老子英雄兒好漢”這類按照血統權力世襲的主張的有力駁斥，但他的結局是那樣的悲慘。
一九七八年改革開放以後，前十幾年，中國人尤其是多數處於底層的青年，確實覺得生活有希望，前景很光明。這是“饑不擇食”、“寒不擇衣”，是改革初期必然會釋放的巨大能量使然。被禁錮在土地上太久的大多數農民，可以通過高考改變命運，也可以離開故鄉去南方打工。盡管在一九九九年高校擴招以前，中國農民和普通工人家庭的子弟，考上大學成為國家幹部的比例很小，但“千軍萬馬擠獨木橋”的高考是所有選拔製度中最剛性和公平的，也由於“文革”對中國各項事業的耽誤導致人才斷層，考上大學的底層精英，畢業後能有一份收入不錯並受人尊重的職業；而去沿海打工的鄉村青年，在流水線上掙到了遠比在故鄉種田多得多的錢。那麼他們自然覺得社會變得更公平，自己的上升的通道是暢通的。其實單就生活質量相比，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名校畢業的大學生結婚後在一間筒子樓裏生兒育女不是少數，他們比現在畢業後成為“蟻族”的青年生存狀態好多少？那些到南方工廠打工的農村青年，他們被收容遣送是家常便飯，許多人在有毒的環境中勞作，用健康換取薪水。
顯然，這種禁錮太久得到解放而容易滿足的社會普遍心態並不能持續太久。當改革開放進入深水區後，如果政治製度不跟著改革，權利意識日益覺醒的大多數底層青年，決不會因為縱向對比——比較自己和自己的父輩生存狀態而覺得滿意，而是自然地橫向比較。為什麼自己天資不差，也很勤奮，就因為沒有一個好爸爸而難以獲得上升的機會？社會總的財富雖然增加很多，底層人群特別是農民生活水平高於以往任何時期，但在貧富懸殊加大、權力導致的腐敗加劇的社會現實麵前，底層青年不但不會滿意，反而會更加憤怒。
托克維爾在《舊製度與大革命》中用很大的篇幅論述了為什麼法國革命發生的時期，並不是普羅大眾生活最糟糕的時期。那時，法國經濟呈現繁榮景象，政府也開始實施一些改革措施，但那時候的法國民眾覺得最難忍受，對公權力極為憤怒和仇恨。
祛除“官本位”激活民間社會
對社會底層人士上升遇阻、社會板結化的問題，應當說，執政黨的高層和學者、媒體有清醒的認識，這個問題不解決，一定會成為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社會長治久安的定時炸彈。
如何解決？大而言之，政治改革應全麵啟動。具體而言，我認為要在社會各個領域祛除“官本位”文化，激活民間社會，使普通人在各個領域——不僅僅是官場，都有公平的、暢通的上升渠道。
任何一種製度都不能保證社會的絕對公平，階層固化在任何一個國家包括經濟發達、法治健全的美、英、日等國也一定程度地存在。
以美國為例，盡管美國已經有了黑人總統，但美國黑人族群和拉丁裔、亞裔在社會競爭中處於相對弱勢。一些政治、文化、商業世家的子弟在教育、就業和自主創業以及從政等方麵優勢巨大——而且往往不是因智力優勢或者更加勤奮。《華爾街日報》的資深記者丹尼爾·金的一本著作《大學潛規則：誰能優先進入美國頂尖大學》最近在中國翻譯出版。這本書披露許多讓人震撼的事例：副總統戈爾、參議院多數黨主席弗裏斯特的兒子如何憑借顯赫的家世，作為排名最後的申請者而被哈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優先錄取；傑出優秀的亞裔學生如何被哈佛、耶魯、普林斯頓、哥倫比亞等常青藤名校一一拒絕。該書詳細揭示了美國一流大學招生中存在的鮮為人知的雙重錄取標準，披露美國一些名校錄取中有一種“特權優先”的潛規則，即容許一個學業平平的學生輕易越過另一個成績優秀者而進入常青藤大學。
日本的情況和美國差不多，政商界的豪門子弟進入東京大學、京都大學這些名校的幾率遠超平民子弟。大型跨國企業的高管，其出身貧寒的不多，政界更是由那些政治門閥輪流坐莊。如近些年擔任過首相或政黨領袖的橋本龍太郎、河野洋平、小澤一郎、鳩山由紀夫皆出生於政治世家。現任首相安倍晉三的父親安倍晉太郎曾任中曾根內閣的外相，外祖父是曾兩次任首相的政界大佬岸信介。
但美、日這種階層固化沒有引起大的社會動蕩，我認為原因有三個：一是製度能保持社會競爭的大體公平，盡管因家境的貧富差別，窮孩子接受優質教育的機會不如富家子弟多，父輩的人脈關係更沒法比，但在社會各領域競爭的程序至少是公平的，而且司法獨立和新聞自由也對社會的不公平有相當的校正作用。二是整個社會價值觀多元，成功的標誌不僅僅是當官或者有錢，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體育等各個領域，成功者都可以獲得尊重成為楷模。如出身黑人家庭的窮孩子，有體育天賦的成為NBA的明星，一樣可以傲視總統。三是西方成熟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結構是橄欖球形狀，巨富和貧窮者所占的比例不大，中產階層占多數。如日本當年號稱“一億總中流”。社會絕大多數人不會因墮入赤貧而對社會仇恨，也不會羨慕那些億萬富翁，生活得比較踏實穩定。
中國當前製約平民子弟特別是底層青年進入上升通道從而改變命運最大的原因，乃是公權力過於強勢，對社會資源壟斷過甚。因此，大學畢業生才擠破頭去當公務員——公務員是分蛋糕的，分蛋糕的人如果權力太大，受到的監督與製約有限，可以對社會各領域的資源進行任意分配，那麼誰還願意去做蛋糕呢？反正蛋糕做大了，分蛋糕的人說拿走就拿走。而工商業、文化、教育、衛生部門也是有權者通吃，工商業領域是“國進民退”，大學、科研單位成為衙門的變種。國有企業寧願雇一個有後台而能力不行的大學畢業生，也不會用有能力的窮家孩子，因為他得罪不起前者的後台，而人才選拔是否得當為企業帶來收益或損失和自身利益並不息息相關。一個開飯店的私人老板，在雇傭員工方麵更加公正，因為賺錢和虧錢都是自己的。
李克強總理在履新後第一次新聞發布會上主張：“把錯裝在政府身上的手換成市場的手”。政府必須從市場競爭中退出，而單純地做市場秩序的維護者和裁決者，文化教育科研衛生等部門去行政化。如此，公務員僅僅是職業的一種，其獲得的經濟利益和尊榮並不高於其他職業。隻有社會各個領域是開放的、相對公平的，人們根據自己的愛好和能力進行選擇，並樂意承擔風險，才能真正實現成功的路千萬條。也隻有民間社會激活了，“官本位”文化祛除了，社會底層進入中間層的機會增加，社會中間層逐步擴大成為社會穩定最大的地盤，從而讓多數人獲得平凡的成功，享有庸常的幸福。畢竟，每個社會都有處於底層的窮人，但窮人太多，社會難穩；而處於政治權力和社會財富高層的人也隻能是少數。
以曆史的視野來看今日中國，我們不能否認改革開放在促進社會公平、擴大底層上升渠道所取得的成就。但是今非昔比，任何人不是生活在曆史中而生活在現實中。當國者乃至社會各領域的領軍人物，應充分體察公平之潮，浩浩蕩蕩，人們的權利意識普遍覺醒，我們現在的製度還遠遠不能適應這種態勢，要有足夠的危機感：窮人有出路，富人才有出路，這個國家也才有出路。有權勢者堵塞窮人的上升之路，其結果必然是會引發整個社會動蕩，導致兩敗俱傷，玉石俱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