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山先生敏感地看到戰國時代，“士之子恒為士，農之子恒為農”的舊格局必然引起社會動蕩。可以說，秦國的改革是因勢利導，符合時代潮流。但秦曆二世而亡，他沒有總結出一套和平年代相對公平的官吏遴選製度。軍功論爵隻能在戰爭年代管用，滅六國一統天下後，其“以吏為師”的選拔製度隻能將就一時。在“秀終不能屈於頑，而相乘以興，又勢所必激也”的大背景下，耕田的陳勝喊出了“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時代最強音。以劉邦、蕭何、韓信、樊噲這些小吏、小商販為骨幹的漢集團戰勝了以舊貴族項羽為核心的西楚集團。
科舉製隻能維持有限度的社會階層流通
漢高祖劉邦出身寒微，對底層社會相當了解，追隨他一起建立漢帝國的功臣集團，也多是寒門人士。因此，在漢朝早期，底層人士上升的渠道是比較暢通的，一個縣衙門的小吏成為太守甚至朝廷大員，亦屬正常。漢代的選官製度主要肇始於高祖，完善於武帝的“察舉製”，“征召”、“公府辟除”、“試吏”、“貲選（納捐）”、“太學擢選”為補充。“察舉製”的基本程序是：首先由皇帝下詔，確定舉薦科目；然後由“丞相、禦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等高級官員按照旨意舉薦人才；最後被舉薦者到京師參加策試，根據考試成績授予官職。
應當說，這項製度通過推薦和考試結合，選拔德才兼備的士人進入國家的管理層，比起根據血統的世襲製度，以及秦朝單純論軍功，是一種進步，更適合統治一個幅員遼闊的大帝國的需要。“察舉製”實施初期，確實收到了不錯的效果。但一項製度，如果沒能及時革新，時間一長就會弊端叢生。當年參與打江山的平民子弟，當了官後，通過手裏掌握的資源維護家族利益，於是當初的“貧下中農”變成了豪門世族，彼此盤根錯節，聲氣相通，結成了穩固的、排斥寒門俊秀的利益集團。“察舉製”到了後來，成了一種官府的職位特別是高級職位由豪族把持的遊戲。因為高官推薦是第一道門檻，寒門子弟哪怕才華出眾、德行服眾，也常常被“潛規則”搞掉，進入不了推薦名單；而豪族相互包庇，形成利益同盟，出現了“舉孝廉，父別居。舉秀才，不知書”的腐敗，和“察舉製”設計的初衷背道而馳。東漢末年至隋朝統一中國的三百多年間，中國一直沒有建立一個較為公平、公開、穩定的人才選拔製度，底層精英的上升通道狹窄，隻有通過戰爭這種極端方式才能實現社會階層的重新洗牌，屌絲也隻有在社會急劇變動中才有出頭的機會。這三百多年，中國也陷入了長期的分裂和戰亂之中。
在隋朝正式確立的科舉製，成為了此後一千四百年中國各個時期朝廷選拔人才進入官員體係的最重要的製度。科舉製因為標準比較剛性——幾乎完全憑考試；具有開放性——不論出身（極少數“賤業”除外）的子弟都可以參加，其公平性得到中外的史家肯定。盡管到後來出現了諸多弊端，但在一個國土遼闊、人口眾多的農業帝國裏，這是最不壞的一種選拔製度。必須承認，這也隻能是適應古代中國那種農業帝國的選拔製度，其對維持社會階層流動、防止過於板結化是有限度和低水平的。
後人津津樂道於隋唐以後，寒門子弟“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一個人隻要中進士，社會地位立刻發生質的變化，從生長在偏僻鄉村的農家子變為朝廷命官。理論上是這樣的。從隋朝開科取士，到一九〇五年清朝廢除科舉，曆朝都有寒門子弟科舉及第，爾後成為名臣的佳話。不過，多數進士，乃至舉人、秀才，家境也相對殷實——即使苦讀亦需要基本的條件。如晚清重臣曾國藩算是山窩窩裏飛出的金鳳凰，曾家雖非大富，但在湖南鄉下，總算是一個解決溫飽並有餘力供子弟讀書的小地主家庭。進士、舉人在人口中的比例很小，以清代為例，近三百年會試一共一百一十二科，錄取了兩萬餘名進士，每科取士約二百名左右。而到道光年間，整個國家的人口已經達到四億多。舉人錄取比例也很低，像湖南、湖北這樣的人口大省，每次鄉試（按規定是三年一次，其間加有恩科）錄取的舉人也就五十名左右。可見，能夠通過科考改變命運，進入上層社會的平民子弟真是鳳毛麟角。
多數農家子弟，不要說進學為秀才，再去考舉人、進士，就連接受最基本的教育的機會都沒有。“農之子恒為農”是絕大多數鄉村青年的命運，他們多數人不得不承襲父祖職業。如果能夠通過勤勞和精明做點小生意，買些田土，改變家族在鄉村的地位，使兒女生活能夠溫飽，則已經算是非常幸運的了。
平民子弟通過科舉進入上層社會雖然艱難，但這個製度畢竟相對公平，為農業帝國帶來了超穩定性。後人觀察帝製時代中國社會，社會板結化程度似乎不高。這不是曆史的真相。正因為農業社會的生產力相對落後，人員、資本、商品、信息交流不暢，多數人受教育的機會少，也由於長期以來中國社會是底層基數極大的金字塔形，能進入到上層社會——在中國就是當官——的人是極少數，這極少數人對多數人並不構成心理上的衝擊，多數人對自己的處境“能心安焉”。
為何底層生存優於任何時期卻不令人滿意
縱觀周朝封建製建立以來三千年的大曆史，或者考察一九四九年中國共產黨在大陸建政六十五年的曆史，我以為必須承認這樣一個事實：一九七八年中國改革開放後這三十多年，是曆史上最為公平的時期，普通人上升的渠道也比以往任何一個時期要暢通。可是，對於很多來說，感覺不是如此，而是覺得社會嚴重不公，社會呈現了高度板結化，底層人上升孔道堵塞得非常厲害。
應該說，這種判斷也是比較真實的，那何以有這種反差？道理其實很簡單，時勢異也。當一個國家的城市化進程加快，從農業社會過渡到工商社會，大眾普遍接受義務教育並能掌握獲取信息的渠道，從而權利意識增強，訴求和主張得到強化，這是現代社會的必然。中國幾千年農業社會裏長期逆來順受、甘於淪為底層的普羅大眾特別是底層青年對公平、公正、民主與法治的要求遠遠超過其前輩，“社會不公平”和“底層青年上行遇阻”才成為多數人關注的社會問題。而在帝製時代，如前文所述，統治者隻要保障農村極少數的人——那些有機會接受教育的精英有上升的通道就夠了，這些人成為官員或者是鄉紳後反過來幫助朝廷維護社會秩序。帝製時代朝廷對九成以上沉默的大多數，隻要不太嚴酷，社會就穩定了。所以中國宋代以後，幾次大規模的起義的領導人多是被邊緣化的底層精英。如明末的李自成是下崗的公務員，清代的洪秀全是科場屢次落第的書生。
二十世紀中國有三件深刻影響曆史進程的大事：一九〇五年廢科舉，一九一一年清室遜位，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從一九〇五年廢科舉到一九七八年中國改革開放，七十多年內中國社會經曆了數次巨變，國家的執政者和官方意識形態也有數次巨變。但整個社會結構並沒有質的變化，依然是生產力落後、文化教育落後的農業國家，科舉被廢後，一種穩定的、公平的人才選拔製度和底層精英上升渠道並沒有建立起來。從一九〇五年到一九四九年，中國的幾代精英青年，多數人要麼去當兵，要麼去革命。
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後，前三十年幾乎是一個社會階層流動近乎停滯的前現代社會。建政初期的社會資源的主要掌握者——管理社會的官員，其構成和曆朝曆代開國時差別不大，主要是“軍功集團”，在新政權建立過程中有戰功的各級軍官走上了政治、經濟、文化的管理崗位。在一九六六年“文革”開始前十七年，新政權的教育體製培養了一批精英——主要是大學畢業生，其在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是非常小的。這些人成為改革開放後中國社會各領域的領導者。
執政黨推行戶籍製度而建立了“二元社會”——城市戶籍和農村戶籍的人，因身份差異導致其生存狀態幾乎是雲泥之別。在一九七八年前，占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中國農村居民，其溫飽問題尚未得到解決，其他的所謂政治權利、經濟權利、文化教育權利之類更是無從談起。農村青年，隻有極少數的人才可能通過當兵、推薦上大學或招工等方式向上流動，進入工人或幹部階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