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州伊氏邑
屯留縣在西周時還有“陶唐”的名稱，那麼以安澤坐落於“堯都平陽”即今臨汾市左近，平陽（古堯都）與屯留（古陶唐）之間，可知此言不虛。顧祖禹編著，被稱為中國曆史地理巨著、千古絕作、海內奇書的《太平方輿紀要》記載：“安澤縣東北九十裏有古唐城（今安澤縣唐城鎮），相傳堯都故址”。《水經注》記載：“沁水又南，經陭氏縣故城東……古為冀州治所”，已是明確的地理位置，亦在其他文獻記載為“冀州（治陭氏）幽州（治離石）並州（治晉陽）”，而九州之中的冀州特指“治陭氏”“古為冀州治所”。至此，安澤與“帝堯”“冀州”已經緊緊聯係起來，已非尋常郡縣的規格，赫然“古國之都城”。
《辭海》注：“邑：古代稱國為邑。《左傳》桓公十一年（公元前701年）君決於郊郢，禦四邑。杜預注：邑也，國也。”光緒《山西通誌》記載：“沁水之濱，古有伊氏邑，戰國屬趙國，或亦炎帝之遺蹤。”《中華姓氏來源》記載“伊姓來源於唐堯或伊尹，唐堯之後有冀氏，堯的後裔曾封於冀，建立冀國，因為堯是伊姓，所以說唐堯之後有冀氏”，至今安澤縣有冀氏鎮，為晉卿冀芮、上大夫冀缺故裏，北魏設冀氏郡。
根據《辭海》中對“邑”的注釋，這個在商周之前就名為伊氏邑的伊氏國是何人之國？曆史追溯到商周前的上古，三皇五帝中，唯炎帝因“初國伊”稱伊氏，“繼國耆”稱耆氏，這個古伊氏國應即今安澤縣。
距安澤縣城6公裏有一個鄉鎮“郭都”。按照《辭海》注釋：“郭，城的外牆；都，中央政府所在地。”顯然，郭都是安澤曆史遺跡的重要印記。
至此已知，安澤與“陭氏”“伊氏”“唐堯”等上古氏族直接相關。
《潛夫論》記載“有神農首出常羊，感任姒，生赤帝魁傀，身號炎帝，世號神農……後嗣慶都，與龍合婚，生伊堯”，表述了堯的母親與炎帝神農氏族的血緣關係。則堯與炎帝神農氏一脈相承。
《竹書紀年》記載：“帝堯陶唐氏，母曰慶都，生於鬥維之野，常有黃雲覆其上。及長，觀於三河，常有龍隨之。一旦，龍負圖而至，其文要曰：亦受天佑。眉八采，須發長七尺二寸，麵銳上豐下，足履翼宿。既而陰風四合，赤龍感之，孕十四月而生堯於丹陵，其狀如圖。及長，身長十尺，有聖德，封於唐。夢攀天而上。高辛氏衰，天下歸之。元年丙子。帝即位，居冀。”即《左傳》引《夏書》：“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竹書紀年》記載：“唐堯及夏國同居冀州。”
據《綱鑒易知錄》《帝王世紀》載，帝堯是帝嚳的兒子，為黃帝的五世孫，母親慶都，姓伊氏，為炎帝後裔，炎帝姓伊耆。堯生於丹陵，養於伊地外祖家，從母姓伊。堯助兄帝挈受封於陶，年十五複封於唐。
以上記載，包含具有炎帝神農氏血統的後世帝堯“封於唐”“陶唐”“居冀”“冀方”等有效信息，即堯都在平陽，今臨汾一帶。古籍有記載“堯）初居冀方，後遷平陽”，堯的“初居冀方”正是今日之安澤，由安澤而後遷平陽。臨汾，即“西臨汾水”之地，正是周朝初期“河汾之東方百裏”的古唐國。
堯建都於平陽，封長子丹朱於長子縣。從襄汾陶寺遺址的發掘引證，到今霍州市陶唐峪的傳說，這些明顯帶有帝堯標識的地名，都為堯的活動中心在今臨汾、安澤一帶提供了佐證。
那麼，安澤屬堯屬地範圍無疑，朱載堉所述安澤所依之沁水上遊有羊頭山，相互之間便有了文化的內在聯係。
《竹書紀年》記載：“炎帝自伊徙耆，故曰伊耆氏，伊即帝堯母家。”《中華姓氏來源》之“伊姓來源於唐堯或伊尹”，顯然並不確定。唐堯是堯舜時代，伊尹是商代人物，伊姓隻能是來自古老的“自伊徙耆”之炎帝神農時代，“伊即帝堯母家”即為佐證。
台北炎帝宗親會、炎帝154代孫薑竹先生研究之炎帝神農分支分氏世係表，特別注明炎帝神農氏始祖魁傀亦名“伊耆氏”。並於第十八代支係孫之中查到有“伊洛”氏，似說明炎帝神農氏後裔或可能發展至伊與洛的地域。這對炎帝神農十八代之後，今河南伊川洛水一帶的文化源頭是一個重要的參照。
清代學者雷學淇在《竹書紀年義征》書中寫道：“耆，薑姓國名。炎帝自伊徙耆，故曰伊耆氏。伊即帝堯母家，耆即文王所伐，皆炎帝支庶之封使守祧中邑者也。”《禮記·祭法》記載“遠廟為祧”，孫希旦集解：“蓋高祖父高祖之祖廟也。”這與“封參盧於潞守其先瑩”，即守其距潞城南160裏高平羊頭山東南之祖廟陵墓，這種祭祀先祖的傳統是一致的。
按此脈絡，“堯之母家為伊氏”，母家即姥姥家。由此上溯，伊為“上世所國”。那麼上古世代之“國”，便自然前推到了炎帝神農時代。
《路史》記載之“耆：侯爵自伊徙耆，爰曰伊耆。一曰黎也。故《大傳》作西伯戡耆，史記言文王伐”。《尚書》記載“西伯既戡黎”，都記載為上黨地區。《路史》記載的“宣公十五年荀林父滅赤狄潞氏”，“潞氏甲氏，蓋亦先王之世漸流於狄而非狄之出也”，透露了伊耆氏即炎帝神農氏，最初是由比較明確的安澤一帶，遷徙至高平長治一帶，由此便有“神農上了羊頭山”。
但是，炎帝神農氏為什麼要由“伊”徙“耆”呢？
炎帝自伊徙耆
洪荒時期，常有洪水危害，炎帝神農氏居安澤高山大嶺有安全保障。但至農耕初創時期，安澤卻並不具備農耕發展的基本條件。清順治十二年嶽陽縣上疏：“山荒之地固是荒蕪，僅有河畔平地。大水泛漲，平地又衝”。九月陳撫台複疏：“看得嶽陽設居萬山之中，乃最瘠最疲之小邑也”。
姚邑侯整頓糧規記（清光緒二十三年）“嶽邑僻處深山，地瘠民貧。本已困苦難堪，兼之大侵後田疇多荒，戶口凋零。劫餘窮黎……”
雍正十二年版《嶽陽縣誌》序，開篇“嶽陽僻邑也，千岩萬壑，地瘠民稀……嶽所隸周圍乏八百裏，山巔既乏沃壤，水崖又多石田。歲一未稔即至流離，山行二三十裏始得一村，村不過四五家，境內除邑設立市場外餘無它市，生斯土者或終生不知貿易事，以故民多貧苦”。
如此貧瘠地域，不可能大範圍發展農耕，漁獵采集時代是適宜先民居住的，農耕技術高度發展之後，就不可能再以此地為農耕種植根據地。炎帝神農氏始創農耕，必然要尋找更為適宜的環境。那麼炎帝神農氏的“自伊徙耆”遷徙，就是曆史的必然。應該說，炎帝神農氏“自伊徙耆”的遷徙，是社會發展由漁獵采集到農耕的曆史性轉變的標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