黍的種植時節是，“三月上旬種者為上時，四月上旬為中時，五月上旬為下時。夏種黍、稷，與稙穀同時；非夏者，大率以椹赤為候。諺曰：椹離離，種黍時”，“椹離離”就是果實下垂。其時節一般應以桑椹由青轉紅累累下垂、豐美多果實之際較為合適。盡管如此，這裏所說種植的上、中、下三個“時候”都是可以的，隻是相比較三月最好，四月次之，五月再次之。這裏所說的月份應該是沿用到後來的夏曆，即夏禹時期統一使用的曆法。
累黍為尺既定，農耕的一整套規範便隨之而定。
農耕規範
《農業科學技術史稿》記載：“農田溝洫係統，匠人為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圳’（即畎圳），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裏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裏為‘同’。民間廣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各載其每其名”。
“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即寬6尺，長600尺，為一標準畝。《風俗通》曰：“古者二十畝為一井，應為市交易，故稱市井。皆為八家共一井也。”《孟子》曰：“方裏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此古井田之製。井田製在不同的時代井田的尺度、內容是不同的。
《黑暗傳》中所提到的羊頭山，是唯一具有炎帝神農氏族特征得名，並有大量炎帝神農氏遺跡和文化的地方。
如果說華夏文明起源於采摘第一粒穀物種子的手，那麼這隻有意識尋找並獲得嘉禾之手就是炎帝神農氏始祖之手，獲得之地就是羊頭山，穀種名稱即為嘉禾（嘉穀）黍種，實驗種植地就是五穀畦。那麼這裏就應該是華夏農耕文明的源頭，中華民族的始祖炎帝神農氏最先在這裏發現優良黍種，創製了原始農具耒耜，耕耘、播種、收獲，使農作物種植成為一項投入時間、勞力，即可有糧食收獲並可用於產品交換的產業，逐漸成為“支柱產業”，由此形成人民定居，因此又帶動了畜牧業的發展。原始社會的發展終於由量變到質變，漁獵經濟開始裏程碑式地轉向農耕經濟，徹底解決了人類的食品危機。
過去，人類需要漫山遍野漁獵采集，難以從根本上解決溫飽，中華民族長期麵臨著生存危機，這個危機以第一粒嘉禾的獲得為標誌得以基本解決。以黃土地上第一塊五穀畦為標誌，上黨盆地農業率先進入了一個黃金時代。這個時代，標誌著中華先民的生產方式由漁獵到農耕，生活方式由遊牧到定居的偉大轉折，迎來了人類曆史上第二個文明時代，即農耕文明時代。
《山海經》裏共有18處記載不同地域居民“黍食”“食黍”“膏黍”等，便是曆史的真實記錄。如《山海經》記載：“有司幽之國……食黍，食獸”，“有白民之國……黍食”，“有黑齒之國……薑姓，黍食”。而記載“食稻”“膏稻”“稻米”的僅三處，從比例上看，顯然當時普遍以居山區種植黍為主。直至周朝按《周禮》的記載，還是“穀宜黍稷”。
從《山海經》、《詩經》中可以看出，“黍”字的使用概率遠遠大於“粟”。黍又因其黏性大，食用後消化時間長，能持續提供能量維持體能，是一種極好並可不斷再生的食源。隨著植物食品來源的開發成功，中華先民由捕魚打獵為主、采集種植為輔的漁獵生存形態，逐漸過渡到種植業為主，捕魚和舍飼家畜為輔的農耕文明生存形態。為糧食作物配套餐具的製陶業也隨之應運而生。
我國古代稱粽子為角黍。最早的文字記載是晉人周處的《風土記》：“仲夏端午，烹騖角黍，《本草綱目》俗作粽。古人以菰蘆葉裹米煮成，尖角，如棕櫚葉心之形，古曰粽，曰角黍。”可見粽子的曆史由來已久，而最初做粽子的主要原料就是黍米。“粽”字為各種穀米類綜合之意，粽子可以包多種穀物，但最初以黍為主、為宗。粽子是自黍出現以後，早於粥、飯出現的古老食品，在炊具還沒有被發明之前，用大的樹葉包裹著黍米和水用火煨熟而食，這就是最早的粽子。
黍和栗（穀子）都是最早起源於我國黃河流域黃土高原的作物，但黍的起源比栗的起源年代還久遠，據考古發掘的碳化籽粒同位素測定，黍的起源和馴化至今已有10300年，而栗為8700年，可知采集的曆史比農耕的曆史更為久遠。
考古學上的仰紹文化早期，是與炎帝八世的傳說相一致的。這種文化已經不是狹小的區域文化，而是通過和平交流或部落戰爭，迅速擴大散播，成為覆蓋中國北方地區，幾乎居於壟斷地位的文化形態。
《竹書紀年》記載：“神農馳於中國，於是南至交趾（今湖北長江流域），北至幽都（今北京一帶），東至暘穀（《淮南子》中稱為日出之所，今山東泰山一帶），西至三危（山名，今陝西省），莫不從其化。”可見解決食物來源的農耕種植一旦發生，就會迅速擴散至可能擴散到的所有地方。能夠改變整個社會生產方式的，就是一場革命，一場農耕革命。
北魏賈思勰的農學名著《齊民要術》，就以大量的篇幅，對晉東南農業科學和技術進行了總結。從中可以看出，封建社會前期的晉東南農業發展，就為民間食俗奠定了豐富的物質基礎。《潞安府誌》記載：“上古神農嚐百草至羊頭山得黍，有鳳凰巢於天塚岡遂名鳳凰山（今潞城境內）又得嘉禾”，這說明至少在五千年前，就有人類在晉東南從事漁獵、種植、養殖等生產活動。曆經五千年直至明末清初，晉東南的糧食種類發展的比較齊全，《潞安府誌》記載，上黨農作物有黍、稷、富麥、春麥、草麥、高粱、大豆、小豆、豇豆、綠豆、扁豆、蕎麥、蓧麥，苦蕎麥、麻子、土豆、薯類等。清末民初又引進玉米、水稻等品種。
春、秋季節，民間還摘取楊樹、柳樹嫩葉，開水瀝後醃酸菜做早晚餐的配菜；摘取槐樹花、榆樹花（榆錢）洗淨，同粗玉米麵混合攪拌，製成幹糧做主食；摘取香椿樹嫩梗和葉洗淨，開水潑一下切成碎末，用蔥油、精鹽調拌做小菜佐麵條與和子飯，以及用於烹飪原料；地頭岸邊，草叢山坡的苜蓿苗、掃帚苗、灰灰菜、蛐蛐菜、甜根菜等野菜、都可以用開水瀝去邪味，冷水浸透，擠去水分，切碎，放蔥油，精鹽調拌入味做配菜；雨後在草叢山坡揀回的地木耳（農家叫地圪攣），可與粉條，豆腐，雞蛋配製成素餡蒸餃子；小蒜、野韭菜可醃製韭花佐饌而食。
《大戴禮記》記載“食肉者勇敢而悍，食穀者智慧而巧”，盡管食五穀使中原人種的爆發力、持久力低於北方、西北邊陲的食肉民族，華夏民族常常受到遊牧民族剽悍魁偉之軀的侵掠，但農耕文明卻使人類擁有更多的智慧和創造力抵禦外來的挑戰。世界曆史上無數顯赫一時的帝國由於異族的侵略而滅亡，卻沒有哪一個民族最終征服中華民族。反而是諸多遊牧民族不斷被華夏民族融合、同化，農耕文明正是中華民族的巨大生命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