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農怎樣“上了羊頭山”
如果按照《黑暗傳》記載，“神農上了羊頭山”，那麼神農氏族原來必然不在羊頭山。神農氏族從哪裏來呢？
我國傑出的科學家、教育家竺可楨先生在《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說到，到新石器時代中期，“從仰韶文化到安陽殷墟，大部分時間的年平均溫度高於現在2℃左右，一月份的溫度大約比現在高出3～5℃”。溫暖濕潤的氣候，茂密的植被，為山西境內發展刀耕火種的農業創造了較為有利的條件。
竺可楨根據我國物候資料整理的氣溫變化曲線，與西方現代北極冰芯曆史氣溫測量技術數據高度吻合。從一萬年以來的氣溫變化曲線可以看出，距今一萬年前，華北平均氣溫處於第四紀冰川的低溫點。
到距今7000至5000年期間，氣溫升高到比二十世紀初高2℃。
不要小看這2℃，黃河流域與長江流域相比，平均氣溫也不過相差2℃，但黃河流域的蘋果樹在長江流域，就因為氣溫高已經不能栽培了。建國60年來至今，氣溫上升不過0.7℃，開國大典時人們還穿棉襖，現在國慶人們就隻穿便裝與毛衣了。
根據11000年以來的氣溫變化曲線分析，10000年前是一個極低氣溫時期，即第四紀冰川時期，人類在西北地區很難生存下去，西北先民必然逐漸向較為溫暖的中原遷徙。距今7000—5000年前這個時期，平均氣溫上升了5℃左右。華北氣候溫暖潮濕，正是“神農氏七十世有天下”的時代，農耕誕生了。應該說，農耕隻能曆史地誕生於那個溫暖濕潤的時代。
對氣候變化更直接的證據，來自殷商許多求雨的甲骨文上。在殷墟發現的15萬件甲骨文，有數千件與求雨或求雪有關，從其中能確定日期的甲骨文推斷，當時安陽農耕下種比20世紀70年代要早一個月。武丁時期的一件甲骨文記載“打獵時獲得一象”，表明在殷墟發現的亞洲象化石必定是土產的。而河南省原來稱為“豫州”，這個“豫”字就是人喂大象的字形。
周朝初期，我國氣候依然溫和，這從竹子當時能在黃河流域廣泛生長、在人民日常生活中曾起到顯著作用就能看出來。中國當時形成的許多漢字，都以“竹”字頭來表示，如簸、箕、箭、箱、籮、簪、篦、篳、籃、管、筒、筐、筏、篩、箍、篷、簽、筯、箸、筆、算、籌、篇、簡、笙、笛等，表明這些東西最初都是用竹子製作。而目前的黃河流域，竹子已經不是一個普遍存在的經濟作物了。
根據對古代文獻的研究，更為古老的薑、羌族曆史，要溯源至遠古時代我國西部的古老羌族。隨著地理氣候的曆史變遷，羌族中分化出其中一支薑姓氏族部落，向東遷徙經過渭水流域，並在居住地留下地名薑寨、薑氏城等地名。
那麼炎帝是否曾在陝西定居呢？《國語》裏雖然有“炎帝以薑水成”的記載，《帝王世紀》載：“炎帝神農氏薑姓，母女登，遊華陽，感神而生炎帝，長於薑水，是其地也”。《帝王世紀》載“有神龍首感女登於常羊生炎帝”的記載。
但是，先秦文獻卻沒有薑水的記載，寶雞常羊山也不見於史書，《陝西通誌》及民國所修《寶雞縣誌》也不曾記載，起於何時也不可知。如果真與炎帝出生地相關，方誌中定會特書一筆，不應棄而不顧。由此看來，“寶雞說”是有問題的。當然同湖南炎陵一樣，寶雞也有可能是炎帝氏族在遷徙過程中居住過的地方。
再後來，薑姓部族的一支順黃河流域繼續向東遷徙，到達黃河中下遊的豫西、山西一帶，終於上了羊頭山。
神農為什麼上羊頭山
以今天的考古成果與科學技術，我們能否探索曆史，發現一些曆史真相呢？中華大地自古傳說“天傾西北、地陷東南”。就在傳說“地陷東南”的浙江省，考古發現了環太湖的良渚文化，當時文明已經發展到很高的水準，卻在公元前2200年突然中斷，沒有留下任何文字記載，連傳說都沒有。
經過長期的考古研究，浙江河姆渡、吳興錢山漾、杭州水田畈、江蘇吳江梅墊等陸續發現厚達0.3～0.9米的淤泥層，其中沒有任何文化遺存。同時，周邊寬達數十米的壕溝被發現，如此寬闊的壕溝隻能防範與引導洪水。被洪水毀滅的跡象逐漸顯露出來。考古逐漸證實，良渚文化後期向蘇北方向大汶口文化區域遷徙。
而考古又逐漸發現，黃河下遊大汶口文化由沿海向西北內陸遷移，這也隱含著大水淹沒家園的跡象，他們由低處向高處移動，如果是遭遇水災，幸存者不可能有其他選擇。
黃河兩岸的邯鄲、洛陽、武功等大量遠古洪水吃水線的保留，真實記錄了無數次黃河泛濫直接淹沒古城的印記。河南輝縣龍山城牆高4米，洪水過後的淤泥掩埋卻已達城牆上沿僅半米處。
黃河上遊的青海民和喇家遺址表明，黃河泛濫淹沒村莊時伴隨著大地震，沒有一個人幸免。
大批文明的火種或遲或早，都在浩蕩的洪水裏結束，成為今天不斷帶給我們驚喜和發現的遺址。
或許這隻是偶然的幾次水災，還不足以證明長期的洪水泛濫。怎樣能夠證明發生過連續泛濫幾十年的洪水呢？
《史記》等文獻追述：“堯時洪患為烈”，“堯69年治水”，“鯀九年治水不成”，“禹治水13年”，僅此而論，大洪水至少曆時數十年。這些記載，與中國的“神話傳說”相互補充：
共工怒觸不周山，天柱折，地維絕，天傾西北、地陷東南，一派汪洋。
女媧煉五色石補天，堆積蘆灰止住大水。
精衛填海，炎帝之少女兒化作精衛鳥，以微薄之力抵抗水患。
大禹治水，“當堯之時，水逆行，泛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孟子》），“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書經》堯典）。《淮南子·本經訓》曰：“舜之時，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
這些神話傳說中隱含的信息，直接描繪了一個毀滅性的洪水時代。
特大洪水隻能有兩個來源，一是降雨量大幅度增加，二是江河上遊冰川融化，二者都源於氣候大幅度變暖。
竺可楨的研究，與西方科學探測數據吻合的氣溫變化曲線表明，距今8000至4000年前，東亞氣溫由第四紀冰川的低溫點突然升高5℃，比二十世紀初高出2℃。
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會議上形成的“2℃共識”表明，如果現在地球溫度再升高2℃，則關乎全球人類的生死存亡。
而距今8000—4000年期間，正是超出目前平均氣溫2℃的時代。高溫必然導致超量降雨，高原冰川融化必然傾瀉而下。這與傳說中的滔天洪水直接對應。
公元前2600年，洪水排山倒海，衝決了黃河故道，迫使黃河改道蘇北平原入海，黃河水裹挾著巨量的泥沙，我國從此有了黃海的名稱。這次洪水，顯然是一次超量級的規模。
公元前2000年，又一次滔天洪水滾滾而下，再次衝決黃河故道，黃河再次改道山東入海。這顯然是又一次超量級規模的洪水。
中國是最早記錄自然災害的國家。自周惠王開始，公元前400年至今共泛濫1900次，局部改道26次。黃河的浩蕩風貌舉世無雙。
洪水就這樣，在億萬年衝積而成的華北平原上一次次肆虐，不斷留下一個又一個古文化遺址。
更為驚心動魄的還不止於此。
21世紀的發展趨勢能夠證明，4000年前的高溫氣候融化了高原冰川和南北兩極冰蓋，海平麵大幅度提高。高原冰川導致融化的冰雪與大增的降雨合流，使江河流量大增，導致大範圍大規模泛濫。
目前已經在華北平原發現的四條貝殼沙堤，標誌著海水侵入內陸以後形成新的海岸線，其時代為距今5235年、3330年、1080年和近代，佐證了海水曾侵入陸地縱深達100公裏，到達玉田、安次、霸縣、大城、南皮一線，達到甚至越過了大運河，天津、楊柳青、滄州等地都被海水淹沒。由此佐證了我們的祖先目睹滄海桑田的真實記憶。
杭州曆史博物館展示的曲線顯示，全新世以來最強的被稱為皇天畈海侵出現在距今6300年，海平麵比現今高出約8米，這一結果與全球和全國最強海侵基本一致。河姆渡文化因這次最強海侵的影響而消失。
杭州曆史博物館上述曲線還顯示，第四個千年尺度暖濕氣候期距今（3800—3200年），出現了全新世以來的第二個最高的海平麵，當時海平麵比現今高6米左右，被稱為鍾家堍海侵。專家認為就是這次較強的海侵，導致良渚文化的消失。在大量良渚文化遺址的文化層上，普遍存在一層厚約0.5米以上的黑色水相沉積物，這是長期處於淺海底和湖沼底部的證據。
鑒於我們經曆的半個世紀以來全球氣候變暖，如果氣溫上升幅度超過1.5攝氏度，全球20%到30%的動植物物種麵臨滅絕，海平麵上升將淹沒包括紐約、孟買和上海在內的一些沿海城市。2007年11月17日，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發出警告：“世界正處於重大災難的邊緣。”
近代發現古代人類繪製的，南北兩極冰蓋下的陸地地圖，這個世界不解之謎，由於兩極冰蓋曾經融化，陸地得以裸露，從而有了答案。反之，南北兩極冰蓋下的陸地地圖，能夠證明兩極冰蓋確曾消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