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衛所填之海
更使人驚訝萬分的，是在整個羊頭山之羊鼻子的位置有一座六名寺，寺中泉水彙入蓮花池。其上遊，正殿西邊西耳殿前一口泉井，即當地百姓求雨取水之處，泉源石刻，上書“東海源頭”四字。後石刻斷裂，前兩字斷為數小塊，收拾到東耳殿院內，廟宇修繕時作為廢棄物傾倒填埋於左近，幸而筆者1994年留下珍貴絕版錄像鏡頭。
此“東海源頭”之珍貴石刻，準確定位了六名寺泉水所至，為羊頭山東麵的小東倉河，河水流至故關村北一片湖澤。朱載堉在《羊頭山新記》中明確記載：“寺東五、六裏有水焉，俗呼為長河。《高平誌》雲；長河在縣東北，南流入丹水。河渠渺遠，環帶縈紆。夏秋之交，眾溪合流，水勢若江海，渡者艱危，至冬始涸。愚按《水經注》雲：長平水出長平縣西北小山，今此水在縣東北，非古所謂長平水也。”
此“長河”雖然沒有記入《水經注》，卻被朱載堉詳細記錄。因其由羊頭山一脈多處彙流而下，而羊頭山植被在上古時代隻會更加繁茂，水勢比之明代“眾溪合流，水勢若江海，渡者艱危”隻會更加洶湧澎湃。
現在早已不是洪荒時代，幾乎可以稱作“幹旱時代”，但此季節性河流及這片水澤依舊存在。而上古時，這片水澤的麵積顯然應該十分可觀，因為順著東北方向彙入水澤的一股河流尋找，就有一個大橋的地名。那是換馬嶺北麵的永惠橋，唐代修建時名“大橋”，說明那裏當時的河水流量已經很大。那麼彙流而至的“東海”水量和麵積一定極為可觀。
為了保持這片湖澤的水量，當代對水流進行了控製，形成現在的故關水庫。根據1992年版《高平縣誌》所附地圖，故關水庫恰在發鳩山至羊頭山的延長線上，連1度的偏差都沒有。羊頭山向東距離故關水庫僅8裏，向西距離發鳩山為30裏。
古人稱“海”並非如今日之太平洋、大西洋等，大的水澤即為海。如蘇武牧羊的北海，即今日的貝加爾湖。今日北京的北海、中南海、什刹海，太原的海子邊、西海子等，今日都隻能算作小湖泊。那麼至今還是一大片水澤的故關水庫，上古洪荒時代一定被稱作“海”，是毫無疑義的。特別是有故關水庫之水的源頭之一、六名寺鐫刻“東海源頭”四字的石刻為證。可見此說與為石刻刻字的古代學者所見略同。
炎帝神農氏應該主要居住於羊頭山神農城或炎帝行宮，行宮地址恰在故關村，當地世代相傳“女娃隨母親去海邊洗衣，不幸被水淹而亡”。炎帝少女在故關村邊的水澤岸邊活動失事，與炎帝神農氏家族成員起居行止範圍完全相符，符合真實的生活邏輯，可信度極高。
今日站在羊頭山上向東望去，是上古時代炎帝之女女娃溺死之“東海”；西望則是女娃為填東海、銜木石之“西山”。至此，《山海經》記載精衛填海的上古故事發生地，基本辨證清楚。又是一件令吾輩此生快意之事。
如果認為《山海經》記載的“東海”為山東省以東之大海，則羊頭山泉水必須首先彙入黃河。這是因為幾千年前，黃河故道繞過太行山南端之後折向北，直至保定、徐水一帶再折向東入渤海。而《山海經》記載精衛填海一段結尾處，為“漳水出焉，東流注於河”，六名寺泉水在漳水與黃河之間，無論怎樣流淌，也是不入漳河即入黃河，再無其他出路，絕不可能立體地越過黃河故道或漳河單獨流入大海。因此女娃所填“東海”，無論如何不可能是山東省以東之渤海或黃海。
那麼，女娃銜西山之木石，以堙之“東海”，是不是洪荒時代古上黨盆地之“海”呢？
上古時的冀州，是大禹定名的全國九州之中州，主要指今山西南部。《禹貢》記載“夏禹治水從冀州始”，“即修太原，至於嶽陽”。《周禮·職方》“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安澤居霍太山之陽，史稱嶽陽縣。”《尚書·堯典》卻有“肇，十有二州”之說。張覺為《荀子》作注：“禹治水後，分中國為九州，即：冀州、兗州、青州、徐州、荊州、揚州、豫州、梁州、雍州。舜又從冀州分出幽州、並州，從青州分出營州，共十二州。”
《漢書·地理誌》記載：“河內曰冀州，其山曰霍，藪為揚紆，川曰漳，浸曰汾、潞，其利鬆柏，民五男三女，畜宜牛羊，穀宜黍稷。”
洪荒時期，山西上黨盆地凡是低窪的地方都是大水，羊頭山必然地被選擇為人類聚居之地。《羊頭山新記》記載，“潞為冀州巨浸，豈小水耶”。“浸”字即為大的水澤。如《周禮》“揚州……其浸五湖”。顧炎武《答人書》曰“丁酉之秋，啟塗淮北，正值陰雨，沂沭下流，並為巨浸”，即此意。
根據朱載堉《羊頭山新記》記載，“愚按《山海經》雲，發鳩之山，漳水出焉。《周禮》曰：冀州其川，漳其浸潞。《說文解字》曰：潞，冀州浸也”。《山海經》記載的大意是，發鳩山是漳河水發源地。《周禮》有記載，冀州的上黨地區之所以到處是河流水道，是漳河水浸淹的結果，便定名為潞州。“潞為冀州巨浸，豈小水耶……潞水逕羊頭山西北去山五十裏”，這是作者糾正明代《山西通誌》上所說的潞水“在潞城縣東十五裏微子城發源”的錯誤說法，指出：文中的山即指發鳩山。由於古上黨盆地低窪處被水浸淹，古時整個山西一度更名為潞州。明、清兩朝將上黨盆地劃分為澤州府和潞州府兩大行政建製，其原因與此地的地理和文化傳統有關。上黨盆地原為大片水澤無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