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國“文壇”上混了五十幾年，看樣子今後還要混下去，一直到我向人世舉行“告別宴會”為止。我在三十年代就一再聲明我隻是一名“客串”，準備隨時擱筆，可是我言行不能一致，始終捏住我那枝禿筆不放，無怪乎後來激起了“四人幫”及其爪牙們的“公憤”，他們將我“打翻在地，踏上一腳”，要叫我“永世不得翻身”。他們的確把我趕出了文壇。我自己沒有辦到的事他們辦到了，這也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吧。但可惜不多久“四人幫”及其爪牙們忽然無蹤無影，我說不出他們躲到哪裏去了。不過我知道有不少的人真想一口一口地咬他們身上的肉。
由於讀者們的寬大，我又回到了文壇。我拿起了被奪去十年的筆，而且參加了中國作家代表團訪問闊別十七載的友好鄰邦。對日本朋友、對日本讀者我也說我不是文學家，我缺乏文學修養，但是我有一顆真誠的心，我把心掏出來交給朋友，交給讀者。我對一位日本作家說，我不是文學家，所以我不用管文學上的什麼清規戒律。隻要讀者接受，我的作品就能活下去。文學事業是人民的事業，而且是世界人民的事業，這個事業中也有我的一份。除非我永遠閉上眼睛，任何人也不能再一次奪走我的筆。
我從日本回來，有人緊張地告訴我某某“首長”做了報告，某某“首長”講了話。有人擔心地問我：“你看會不會收？”我笑笑。長官講話，做報告，都是正常的事。奇怪的是有些作家喜歡伸起頭辨風向，伸起鼻子聞聞空氣中有什麼氣味，以便根據風向和氣味寫文章。這樣的作家並不是我們國家的特產，別的國家也有，隻是各人的想法不同，在資本主義國家裏有的是另一種行情。寫文章不動自己的腦筋，卻依照上級的指示下筆，其實這種事古已有之，至少我小時候就見過，我父親在廣元縣作知縣的時候，他就叫人照他的意思寫文章，例如送某某太夫人的“壽序”之類。後來民國成立了，我二叔在家開辦“律師事務所”，聘請了一位姓鄭的書記（當時的確稱“書記”），我常常去事務所同他下象棋，我就看見我二叔交給他寫應酬文章的任務，二叔怎麼說，他就怎麼寫。在成都正通順街有我的老家，一九五六年十二月我回到成都，由於亡友李宗林市長的安排，我在我十幾歲時的住房窗下徘徊了十多分鍾。李宗林同誌後來在“文革”期間遭受迫害悲慘死去，與我有關的房屋大概已經拆光，半個多月前我在京都遇見一位日本朋友，他送給我一疊他拍攝的照片，我隻認出來一棵樹和一口井。就在這個老家裏我幾十年前讀到一本《醉墨山房僅存稿》，那是我的曾祖李瑤的遺著，倘使我沒有記錯的話，他的文集裏有幾篇像《聖壽六旬賦》、《徐母李太宜人壽序》這樣的文章，都是他替別人寫的或者按照他的上級的意誌寫的作品，我當時讀了就起反感，一直保留住這樣一種想法：為了吃飯而活著、為了吃飯而寫文章是很不幸的事。但我的曾祖並不是一個作家。一九二七年春天我在巴黎開始寫小說，我的啟蒙老師是《懺悔錄》的作者盧騷，我當時一天幾次走過他的銅像前，我從他那裏學到的是：講真話，講自己心裏的話。最近我以中國作家的身份訪問日本，同日本朋友交談起來，我講的仍然是這幾句話。日本朋友要我談我五十年的文學生活，我的經驗很簡單，很平常，一句話：不說謊，把心交給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