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來是血,從他鼻孔流過厚厚的嘴唇。我依舊暴怒,他也暴怒,兩個人就像兩頭獅子,好多人來勸架(這在鄉村幾乎沒有,大家都在看熱鬧,看著暴力如何實施和上演,再談論哪一方獲取“勝利”或者“粘了便宜”)。
這是我第一次對他人實施的暴力行為,在鄉村,暴力的承受者是我,而這一次卻是別人,我覺得不可思議(暴力每一次獲勝就是再一次的促發)。我想到母親,這麼多年,一個強爭苦幹,不甘願自己生活落於人後的鄉村婦女,性格仗義但卻缺乏自我保護意識的人,她所受的那種疼痛、恥辱和苦難……異鄉的第一個春節,我站在窗前,零星的雪花趁著西風,從幹枯的楊樹樹杈之間斜刺過來。
母親在做什麼?是不是還像從前的春節那樣,一臉的愁容。一個人炒了雞蛋,再給弟弟喂一口,坐在寒冷的桌子前,給一家人包餃子……我哭了,大年初一早上,別人都在興高采烈,我趴在床上,用被子蒙頭,哭得鼻涕眼淚滿臉都是(我當時的悲傷大抵是源於母親的苦難和屈辱)。我暗暗發誓,即使我死在外麵,也不要再回到那座村莊。
要把母親接來(遠離不是拒絕暴力的唯一方法,但對於個人來說,是妥善的),七年後,我還在籌劃此事,包括弟弟的婚姻。後來在外成家,也請妻子幫忙勸說母親,回到老家,晚上圍著爐火,對母親說離開的好處。但母親說窮家難舍,金窩兒銀窩兒不如自己的狗窩,就是不肯離開(北方人是戀家的,這好像與定居的傳統有關)。
我三十多歲了,曾經的鄉村還是原先的樣子,蒿草遍布山崗,鬆樹鋪天蓋地,陌生的人越來越多,熟悉的人越來越少。弟弟的眼角都皺紋了,我覺得心疼。在路上遇到舊年欺負和毆打我和母親的人,我笑笑,尤其是最先給母親和我屈辱與疼痛的×××,將近100歲了,還很硬朗。在路上遇到,我忍不住攙扶一下,叫一聲奶奶。
看著她拄著拐杖一步步走遠的背影,白發在風中亂舞,我覺得恍惚:這就是當年狼一樣欺負我母親的人嗎?(其時,我也想到過一把將她推倒,或者幹脆不理睬她。惡是隨身而在的,善似乎也是),另外,當年明目張膽砍我們家大楊樹做房梁的×××也病了,腦血栓,幾乎癱瘓。我去看他,他很激動,嘴巴蠕動著,想說話又說不出來。
×××的四個女兒,都沒落下好名聲(一個與人通奸,人盡皆知,一個也與人通奸,也人盡皆知,另一個忽然中風,身體虛腫,一個婚後幾個月與另一個人私奔,至今下落不明)。還有一個在外地與人鬥毆,被砸斷了胳膊;另一個半夜去敲鄰村一個婦女的門,被其丈夫用菜刀砍掉了右手。還有一個,其女兒與人結婚不到10天,又離婚,男人氣不過,在半路設伏,用磚頭和棍棒將其新買農用車砸爛。
我聽到了,覺得可怕。在巴丹吉林沙漠已經十六年了,鄉村還是如此。人不可能改變與生俱來的一些本能和欲望,生存本身就是一個複雜問題,暴力僅僅是一種手段(或者說是平民唯一的自發性的權利手段)。每次到親戚家,都要路過他們,一個個的人,有的不在了,但大多數的人都老了,皺紋深刻,須發皆白。
我幾乎不去原先的村子,有幾位老了的大娘對我母親埋怨說:獻平回來也不來看看俺!?我知道,村裏的老人越來越少了,活一天沒一天,他們都希望我回家時去看看他們,哪怕說一句話,也是高興的。他們會說起我的爺爺奶奶(現在已經故去將近10年了),還有我父親童年和剛和母親結婚時的事情。
但我還是不願去,就喜歡坐在家裏,冬天圍著爐火,或者靠在稀薄的太陽下麵,背靠牆壁,聽母親說話;夏天就坐在樹蔭(院子裏有三棵和我年齡差不多的椿樹和梧桐樹)下麵,看著母親黑的皺紋的臉,還有日漸花白的頭發,聽她口舌不停地說話(另一種形式的嘮叨)。
近幾年,母親曾多次提到我十多歲時自製的彈弓和硬弓,用鐮刀削了高粱稈子,箭頭用白線纏住,頭兒插了縫衣針(甚至還想到在針尖上塗上類似《射雕英雄傳》中見血封喉的毒藥);我一個人跑到後山的森林裏,砍回一根手腕粗的青岡木樹枝,用火燒掉皮,以母親搓的麻繩做弓弦,又砍了很多的荊條(柔韌而筆直)當箭,射程可達15米之遠。
現在,它們都不見了,成為灰燼或者埋在土裏。隻是我的性情變了,回鄉的目的,就是守在父母身邊,聽他說話,他們沒有女兒,我給他們做飯和洗刷碗筷、衣服。一天也不肯放過。冬天的爐火是溫暖的,寒風隻在屋頂刮過;烏鴉的驚叫在樹枝上,別人的燈火伴隨著老年人的咳嗽和嬰孩的哭泣,鄉村的夜晚依舊,隻是父母越來越老了,當年那個吃苦受罪的鄉村婦女,現在是名副其實的老太太了,父親也佝僂成一個胡須花白的老頭。
弟弟的孩子長大了,上學了,我的孩子也在幼兒園。我現在就像母親和父親當年,這是一種必然的重複,我時常想到自己的老,在母親的嘮叨中想起童年和少年時代——大多是暴力導致的疼痛。母親說:我十三歲時,同村同學的哥哥,在半路把我攔住打了一頓,此後頭疼了好多年。還有一個去年猝然死亡的叔叔,雙手合力,夾住我的腦袋,懸空提在幽深的水井上麵。
我也在慢慢變老,像院子裏那顆椿樹(新房子之前就在,和我同齡),皮膚粗糙起來,骨頭經常疼。但內心總覺得自己還非常年輕,甚至像四歲的兒子一樣小,父子兩個像我當年和弟弟那樣,在被窩裏相互撓癢癢兒,掐肌肉,大呼小叫。我想我還是一個孩子,隻有在填寫出生年月和履曆表,寫下三十五歲這一數字的時候,才驀然覺得一陣悲哀。
這悲哀是人共同的,時間在生命中劃下痕跡,這痕跡刀子一樣穿過衣飾和皮肉,使內髒和骨頭受損和老化。我知道,當年那些欺負過我和母親的人也都老了,比我更老,有的早已看不到了。就像我自製彈弓和木弓,身體消失,暴力也隨之消失(暴力是低級的,完全依附於形體)。母親一如既往,嘮叨起來沒完沒了,即使說了三天三夜,隻要有人聽,她會嘴巴不停——而我知道她講述的那些都是消失了的,甚至烏有(這可能是對母親所受的苦難的最大侮辱),一點也提不起來當年用漢語拚音罵人和設計報複的雄心了(朋霍費爾還說:“相對於惡者而言,愚蠢對善者的傷害更大。”)
但我總是憂愁,在睡夢中看到一些遙遠的事情,無端冥想,常常會在遠眺的時候感到極度困乏,尤其是朝向故鄉的時候,那迢遙的路途和漫無邊際的天空,自由的雲彩是灰黑色的——奧古斯托·蒙特羅索有一則名叫《黑羊》的寓言:“還是很久之前,同樣在一個遙遠的國家,曾經有過一隻黑羊。那隻黑羊被處死了,羊群們後悔了,於是為它在公園裏豎起了一尊威武的馬姿雕塑。從那時起,每當發現了黑羊,就會立即被處死,以便新一代的普通羊可以學習雕塑。”
或許這個寓言對我來說並無多少意義,“黑羊”是不可重複的,人何嚐不是的呢?“重複的處決”是一種不妥協的暴力。二零零七年春節前幾天,我到北京出差,抽機會回去看望父母和親人,這一次,很少有人見到我,僅僅半天時間,母親又對我說了好多。我聽了幾個小時,才去看望親戚們。離開時,車到村後的山嶺上,我特意回身看了一會兒:古老的村莊,在南太行的皺褶山地之間,零散的聚合,安靜的騷動,冬日的陽光照耀枯草,森林和公路,一些乳白色的炊煙,依稀的人聲和雞狗叫,沿著紅石高起的河穀,無助的憂傷一樣遙遙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