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來是血，從他鼻孔流過厚厚的嘴唇。我依舊暴怒，他也暴怒，兩個人就像兩頭獅子，好多人來勸架（這在鄉村幾乎沒有，大家都在看熱鬧，看著暴力如何實施和上演，再談論哪一方獲取“勝利”或者“粘了便宜”）。
這是我第一次對他人實施的暴力行為，在鄉村，暴力的承受者是我，而這一次卻是別人，我覺得不可思議（暴力每一次獲勝就是再一次的促發）。我想到母親，這麼多年，一個強爭苦幹，不甘願自己生活落於人後的鄉村婦女，性格仗義但卻缺乏自我保護意識的人，她所受的那種疼痛、恥辱和苦難……異鄉的第一個春節，我站在窗前，零星的雪花趁著西風，從幹枯的楊樹樹杈之間斜刺過來。
母親在做什麼？是不是還像從前的春節那樣，一臉的愁容。一個人炒了雞蛋，再給弟弟喂一口，坐在寒冷的桌子前，給一家人包餃子……我哭了，大年初一早上，別人都在興高采烈，我趴在床上，用被子蒙頭，哭得鼻涕眼淚滿臉都是（我當時的悲傷大抵是源於母親的苦難和屈辱）。我暗暗發誓，即使我死在外麵，也不要再回到那座村莊。
要把母親接來（遠離不是拒絕暴力的唯一方法，但對於個人來說，是妥善的），七年後，我還在籌劃此事，包括弟弟的婚姻。後來在外成家，也請妻子幫忙勸說母親，回到老家，晚上圍著爐火，對母親說離開的好處。但母親說窮家難舍，金窩兒銀窩兒不如自己的狗窩，就是不肯離開（北方人是戀家的，這好像與定居的傳統有關）。
我三十多歲了，曾經的鄉村還是原先的樣子，蒿草遍布山崗，鬆樹鋪天蓋地，陌生的人越來越多，熟悉的人越來越少。弟弟的眼角都皺紋了，我覺得心疼。在路上遇到舊年欺負和毆打我和母親的人，我笑笑，尤其是最先給母親和我屈辱與疼痛的×××，將近100歲了，還很硬朗。在路上遇到，我忍不住攙扶一下，叫一聲奶奶。
看著她拄著拐杖一步步走遠的背影，白發在風中亂舞，我覺得恍惚：這就是當年狼一樣欺負我母親的人嗎？（其時，我也想到過一把將她推倒，或者幹脆不理睬她。惡是隨身而在的，善似乎也是），另外，當年明目張膽砍我們家大楊樹做房梁的×××也病了，腦血栓，幾乎癱瘓。我去看他，他很激動，嘴巴蠕動著，想說話又說不出來。
×××的四個女兒，都沒落下好名聲（一個與人通奸，人盡皆知，一個也與人通奸，也人盡皆知，另一個忽然中風，身體虛腫，一個婚後幾個月與另一個人私奔，至今下落不明）。還有一個在外地與人鬥毆，被砸斷了胳膊；另一個半夜去敲鄰村一個婦女的門，被其丈夫用菜刀砍掉了右手。還有一個，其女兒與人結婚不到10天，又離婚，男人氣不過，在半路設伏，用磚頭和棍棒將其新買農用車砸爛。
我聽到了，覺得可怕。在巴丹吉林沙漠已經十六年了，鄉村還是如此。人不可能改變與生俱來的一些本能和欲望，生存本身就是一個複雜問題，暴力僅僅是一種手段（或者說是平民唯一的自發性的權利手段）。每次到親戚家，都要路過他們，一個個的人，有的不在了，但大多數的人都老了，皺紋深刻，須發皆白。
我幾乎不去原先的村子，有幾位老了的大娘對我母親埋怨說：獻平回來也不來看看俺！？我知道，村裏的老人越來越少了，活一天沒一天，他們都希望我回家時去看看他們，哪怕說一句話，也是高興的。他們會說起我的爺爺奶奶（現在已經故去將近10年了），還有我父親童年和剛和母親結婚時的事情。
但我還是不願去，就喜歡坐在家裏，冬天圍著爐火，或者靠在稀薄的太陽下麵，背靠牆壁，聽母親說話；夏天就坐在樹蔭（院子裏有三棵和我年齡差不多的椿樹和梧桐樹）下麵，看著母親黑的皺紋的臉，還有日漸花白的頭發，聽她口舌不停地說話（另一種形式的嘮叨）。
近幾年，母親曾多次提到我十多歲時自製的彈弓和硬弓，用鐮刀削了高粱稈子，箭頭用白線纏住，頭兒插了縫衣針（甚至還想到在針尖上塗上類似《射雕英雄傳》中見血封喉的毒藥）；我一個人跑到後山的森林裏，砍回一根手腕粗的青岡木樹枝，用火燒掉皮，以母親搓的麻繩做弓弦，又砍了很多的荊條（柔韌而筆直）當箭，射程可達15米之遠。
現在，它們都不見了，成為灰燼或者埋在土裏。隻是我的性情變了，回鄉的目的，就是守在父母身邊，聽他說話，他們沒有女兒，我給他們做飯和洗刷碗筷、衣服。一天也不肯放過。冬天的爐火是溫暖的，寒風隻在屋頂刮過；烏鴉的驚叫在樹枝上，別人的燈火伴隨著老年人的咳嗽和嬰孩的哭泣，鄉村的夜晚依舊，隻是父母越來越老了，當年那個吃苦受罪的鄉村婦女，現在是名副其實的老太太了，父親也佝僂成一個胡須花白的老頭。
弟弟的孩子長大了，上學了，我的孩子也在幼兒園。我現在就像母親和父親當年，這是一種必然的重複，我時常想到自己的老，在母親的嘮叨中想起童年和少年時代——大多是暴力導致的疼痛。母親說：我十三歲時，同村同學的哥哥，在半路把我攔住打了一頓，此後頭疼了好多年。還有一個去年猝然死亡的叔叔，雙手合力，夾住我的腦袋，懸空提在幽深的水井上麵。
我也在慢慢變老，像院子裏那顆椿樹（新房子之前就在，和我同齡），皮膚粗糙起來，骨頭經常疼。但內心總覺得自己還非常年輕，甚至像四歲的兒子一樣小，父子兩個像我當年和弟弟那樣，在被窩裏相互撓癢癢兒，掐肌肉，大呼小叫。我想我還是一個孩子，隻有在填寫出生年月和履曆表，寫下三十五歲這一數字的時候，才驀然覺得一陣悲哀。
這悲哀是人共同的，時間在生命中劃下痕跡，這痕跡刀子一樣穿過衣飾和皮肉，使內髒和骨頭受損和老化。我知道，當年那些欺負過我和母親的人也都老了，比我更老，有的早已看不到了。就像我自製彈弓和木弓，身體消失，暴力也隨之消失（暴力是低級的，完全依附於形體）。母親一如既往，嘮叨起來沒完沒了，即使說了三天三夜，隻要有人聽，她會嘴巴不停——而我知道她講述的那些都是消失了的，甚至烏有（這可能是對母親所受的苦難的最大侮辱），一點也提不起來當年用漢語拚音罵人和設計報複的雄心了（朋霍費爾還說：“相對於惡者而言，愚蠢對善者的傷害更大。”）
但我總是憂愁，在睡夢中看到一些遙遠的事情，無端冥想，常常會在遠眺的時候感到極度困乏，尤其是朝向故鄉的時候，那迢遙的路途和漫無邊際的天空，自由的雲彩是灰黑色的——奧古斯托·蒙特羅索有一則名叫《黑羊》的寓言：“還是很久之前，同樣在一個遙遠的國家，曾經有過一隻黑羊。那隻黑羊被處死了，羊群們後悔了，於是為它在公園裏豎起了一尊威武的馬姿雕塑。從那時起，每當發現了黑羊，就會立即被處死，以便新一代的普通羊可以學習雕塑。”
或許這個寓言對我來說並無多少意義，“黑羊”是不可重複的，人何嚐不是的呢？“重複的處決”是一種不妥協的暴力。二零零七年春節前幾天，我到北京出差，抽機會回去看望父母和親人，這一次，很少有人見到我，僅僅半天時間，母親又對我說了好多。我聽了幾個小時，才去看望親戚們。離開時，車到村後的山嶺上，我特意回身看了一會兒：古老的村莊，在南太行的皺褶山地之間，零散的聚合，安靜的騷動，冬日的陽光照耀枯草，森林和公路，一些乳白色的炊煙，依稀的人聲和雞狗叫，沿著紅石高起的河穀，無助的憂傷一樣遙遙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