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把我們第一次的會晤記錄下來，幾名中國攝影記者趕在我們前頭湧進會場。我們都坐在長方形房間的一頭圍成半圓的軟沙發上。當攝影記者還在忙碌的時候，我們彼此先寒暄了一會。基辛格提到，他在哈佛大學教書時曾經指定他班上的學生研讀毛澤東的著作。毛用典型的謙虛口吻說，“我寫的這些東西算不了什麼，沒有什麼可學的。”我說，“主席的著作推動了一個民族，改變了整個世界。”可是毛回答說，“我沒有能夠改變世界，隻是改變了北京郊區的幾個地方。”
盡管毛說話有些困難，他的思緒顯然像閃電一樣敏捷。“我們共同的老朋友蔣委員長可不喜歡這個。”他說，同時揮動了一下手，這個手勢可能指我們的會談，也可能包括整個中國，“他叫我們共匪。最近他有一個講話，你看過沒有？”
我說：“蔣介石稱主席為匪，不知道主席叫他什麼？”
當我提的問題翻譯出來時，毛發笑了，但回答問題的是周恩來。“一般地說，我們叫他們‘蔣幫’。”他說，“有時在報上我們叫他匪，他反過來也叫我們匪。總之，我們互相對罵。”
毛說，“其實，我們同他的交情比你們同他的交情長得多。”
毛談到基辛格巧妙地把他的第一次北京之行嚴守秘密的事。“他不像一個特工人員。”我說，“但隻有他能夠在行動不自由的情況下去巴黎十二次，來北京一次，而沒人知道——除非可能有兩三個漂亮的姑娘。”
“她們不知道。”基辛格插嘴說，“我是利用她們作掩護的。”
“在巴黎嗎？”毛裝作不相信的樣子問。
“凡是能用漂亮的姑娘作掩護的，一定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外交家。”我說。“這麼說，你們常常利用你們的姑娘口羅？”毛問道。
“他的——姑娘，不是我的。”我回答，“如果我用姑娘作掩護，麻煩可就大了。”
“特別是在大選的時候。”周說，這時毛同我們一起哈哈大笑。
談到我們的總統選舉時，毛說他必須老實告訴我，如果民主黨人獲勝，中國人就會同他們打交道。
“這個我懂得。”我說，“我們希望我們不會使你們遇到這個問題。”
“上次選舉時，我投了你一票。”毛爽朗地笑著說。
當主席說他投了我的票的時候，我回答：“你是在兩害之中取其輕的。”
“我喜歡右派。”毛顯然開心地接口說，“人家說你們共和黨是右派，說希思首相也是右派。”
“還有戴高樂。”我補充了一句。
毛馬上接口說，“戴高樂另當別論。”接著他又說，“人家還說西德的基督教民主黨是右派。這些右派當權，我比較高興。”
“我認為最重要的是要看到，美國的左派隻能誇誇其談的事，右派卻能做到，至少目前是如此。”我說。
談話轉到我們這次會晤的曆史背景，毛說，“是巴基斯坦前總統把尼克鬆介紹給我們的。當時，我們駐巴基斯坦的大使不同意我們同你接觸。他說，尼克鬆總統跟約翰遜總統一樣壞。可是，葉海亞總統說，‘這兩個人不能同日而語’。他說，一個像強盜——他是指約翰遜。我不知道他怎麼會有這個印象，不過我們不大喜歡從杜魯門到約翰遜你們幾位前任總統。中間有八年是共和黨任總統。不過在那段時間，你們大概也沒有把問題想通。”
“主席先生。”我說，“我知道，多年來我對人民共和國的態度是主席和總理全然不能同意的。把我們帶到一起來的，是認識到世界上出現了新的形勢；在我們這方麵還認識到，事關緊要的不是一個國家內部的政治哲學。重要的是它對世界其他部分和對我們的政策。”
我同毛的會見，主要談到我們之間有發展潛力的新關係的他所謂的“哲學”方麵，但我還籠統地提出了雙方將要討論的重大實質性問題。我說，我們應該審查我們的政策，決定這些政策應該怎樣發展，以便同整個世界打交道，並處理朝鮮、越南和台灣等眼前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