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爾坦又陪著基辛格走進客艙。四名中國外交人員與三個中國領航人員已經等在裏麵。舒爾坦為基辛格與中國人作了介紹。由於是頭次見麵，基辛格與中國人之間，都顯得陌生與拘束。握手是禮儀性的。
舒爾坦走後，基辛格手下的人員也都進了座艙。特工人員雷迪和麥克勞德拎著裝滿機密文件的大皮箱進來，一望見黃皮膚、穿著被稱為“毛式製服”的中國人，大驚失色，馬上作出強烈反應，如臨大敵。
雷迪十分緊張地問洛德：“跟中國人，去北京？坐的不是美國飛機？又沒有先遣人員，沒有安全措施，這怎麼行？”
洛德笑著告訴他倆：“這是奉尼克鬆總統之命采取的特別行動。”
雷迪和麥克勞德一邊放置皮包，一邊虎視眈眈地盯著這幾個中國人。這樣，機艙內氣氛更為拘謹。
基辛格不愧為一位經驗豐富的外交家。他用風趣的語言驅散了拘謹的氣氛。他說：
“我這次去中國很秘密，誰都不知道，早上起床的時候我連警衛都沒告訴。一會兒，他找不到主人會急壞的，以為被人綁架走了！不過不要緊，巴基斯坦人會告訴他，說我到總統府去了。今天上午的巴基斯坦報紙會登載我有胃病需要休息的消息。誰都不會想到我到中國去了！”
他的話引起了一陣笑聲，客艙裏的氣氛頓時輕鬆了。飛機已經加速昂首飛上了天空。基辛格對他第一次見到的中國人印象很深，在他的回憶錄裏作過饒有意味的描述。穿毛式製服的章文晉看起來像中世紀宗教繪畫中的“紅衣主教，他嚴肅而大方、聰明而不外露。他運用英語的能力令人敬佩。”“翻譯唐聞生——那個難對付的南希·唐。她生於布魯克林，因而講一口十分漂亮的美國英語。我常跟她開玩笑說，因為她是在美國出生的，她不會像我一樣受到憲法的限製不能當總統。這個前途對她似乎沒有什麼吸引力；她既聰明又活潑，很長一段時間掩蓋了她的狂熱的意識形態信仰。她認為自己不僅是一個翻譯；有好幾次她當著我們的麵毫不猶豫地與周恩來爭論。”
至於王海容，“她也是外交部的一位官員。據說她是毛澤東的侄女或侄孫女；她是一個靦腆文雅的人，看起來像一隻很容易受驚的鹿一樣。”
在基辛格離開伊斯蘭堡以後，為了執行掩護計劃，以假亂真，一隊沒有基辛格在內的迎送基辛格的車隊，在摩托車隊的護送下，於當天上午8點，浩浩蕩蕩地駛出政府賓館。車頭上都插著美巴兩國國旗，在伊斯蘭堡引人注目地招搖過市，駛往50英裏外的納蒂亞加利。為首的一輛車裏坐著美國駐巴大使法蘭和巴基斯坦外交國務秘書舒爾坦。
納蒂亞加利這個地方到處是山間小別墅，有僻靜曲折的車路相通，確實是執行掩護計劃的合適場所。舒爾坦還假戲真做，去請了一位巴基斯坦醫生來別墅診治一個病人。這位醫生事先經過舒爾坦反複了解、詢問，斷定他分辨不出基辛格和其他白種人以後才請來的。人家問他：“你見過基辛格嗎？”他回答說：“沒有。”又問：“那麼你一定在報上見過他的照片吧？”答稱：“沒有見過。”從納蒂亞加利出來後，這位醫生以為他是在給基辛格看病，其實他看的是一個確實害了“德裏痢疾”的特工人員。
葉海亞總統為了不露破綻，還授意組織了巴基斯坦陸軍參謀長、國防部長以及20來個其他政府官員陸續不斷地從伊斯蘭堡坐車到納蒂亞加利探望這個泱泱大國的貴賓。舒爾坦則在客廳裏裝著十分抱歉地將他們一一擋駕，請他們喝咖啡，推說基辛格正在休息，不便打擾。
7月10日上午9點，在基辛格到北京將近24小時的時候，他留在伊斯蘭堡的助手霍爾珀林又按計劃從納蒂亞加利打電話到城裏，稱基辛格在別墅要多休息一天，取消一切約會。霍爾珀林還打電話給停在機場那架美國飛機的駕駛員，要求他發電通知飛行計劃作必要的改動。
此時，在美國聖克利蒂西部白宮的尼克鬆總統，除了在7月9日淩晨收到一封電報稱“出發情況良好”以後，就再也沒有基辛格的音訊。基辛格一進入中國，就無法與總統保持聯係。對尼克鬆來說，等待顯然是一件更加折磨人的事情。尼克鬆好幾個晚上都為此睡不著覺。這場秘密外交基本上是按中國的條件進行；是美國特使去北京，而不是周恩來到華盛頓。這是中國按允許外國使節拜會中國朝廷的古老規矩發出邀請。1651年，第一個到中國的俄國大使因不肯給順治皇帝磕頭，乃被拒絕接見，並被立即遣送回國。1816年，英國大使阿姆斯特勳爵拒絕給嘉慶皇帝磕頭也受到同樣對待。當然，這次，尼克鬆沒有派基辛格去磕頭，——甚至也不是政治上的磕頭。周恩來會不會為了17年前在日內瓦受到杜勒斯國務卿拒絕握手的藐視而向美國人施行報複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