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往巴黎的信正在途中。4月27日這天下午，巴基斯坦駐美大使希拉裏前來白宮，帶來了周恩來通過葉海亞總統捎來的新的口信。口信說，中國人現在對於作為達成和解的直接會談感興趣，因此“中國政府重申願意在北京公開接待美國總統的一位特使（例如基辛格先生），或者美國國務卿，甚或美國總統本人，以進行直接會晤和商談。”
周恩來口信的新內容是說公開接待美國去北京的使者。這是尼克鬆覺得難於接受的。他認為，為了使這個主動行動能有成功的機會，必須完全保密，直到為總統的訪問所作的最後安排達成協議為止。如果事先透露風聲，保守的反對派就可能在國會裏進行動員，破壞全部工作。
這個口信，又使尼克鬆欣喜不已。他花了兩三天時間與基辛格討論派誰去北京參加初步會談。開始認為美國在巴黎的談判代表戴維·布魯斯最合適，一想到中國人不願意和越南談判問題攪在一起，就排除了布魯斯。又考慮到國務卿羅傑斯，基辛格覺得羅傑斯幾乎沒有辦法秘密前往中國。最後，尼克鬆決定基辛格去。基辛格推托說，他像羅傑斯一樣目標太大。
尼克鬆笑著說：“我相信一個能夠進出巴黎而不被人發現的人，也一定能夠進出北京而不讓人覺察。”
基辛格十分高興。他後來曾經開玩笑：“理查德·尼克鬆真有膽量：他派我一個人去，到時無法同國內聯係，他不怕我把阿拉斯加賣掉嗬！”
尼克鬆覺得，也隻有基辛格可派。此次秘密訪華，沒有經過官僚機構審批的正常手續提供的證件，便授權派出使節；如果使節此行失敗，必定會給他造成一場政治災難，對美國也會是一場國際災難。基辛格到底是他的安全事務顧問啊。
要有所建樹，就要果斷，要敢於冒巨大的風險。他在心裏說。否則就會退回到另一輪長期的試探和摸索階段。
正因為與中國人的信息聯係隻有尼克鬆和基辛格知道，國務院等官僚機構被甩在一旁不知底細。事物都有它另外一麵。保守秘密就導致了混亂。明確歸國務院管的對華政策的一個方麵是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當時，國務院估計到，美國反對接納中國的主張在聯合國所得到的支持愈來愈少；因此，國務院設計出了既接納中華人民共和國又不驅逐台灣的“雙重代表權”方案。這種方案，對台灣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來說，都是不可接受的。隻有在國內批評尼克鬆的對華政策的人才認為它是可以接受的。國務院寫了備忘錄要總統批準。
尼克鬆正為乒乓外交受到鼓舞，不想在這個觸痛神經而又無法解決的問題上危害對華新政策的還不牢靠的開端，就幹脆把它擱了下來，表了一個態：“今年七月中旬以前，我不對這個問題作任何決定。”
羅傑斯國務卿當然不知道，尼克鬆要派基辛格在七月以前訪問北京。
國務院這個“雙重代表權”，尚未正式拋出，影響還不大。當時，發生了另一件事幾乎捅了大漏子。
4月底提前出版的《生活》雜誌報道了毛澤東跟斯諾在北京的那次談話內容。幾家通訊社搶先幾天預發了斯諾這篇文章的摘要。毛澤東對斯諾的談話，不僅在美國，而且在國際上又引起了很大反響，成為許多報紙、通訊社的頭條新聞。羅馬尼亞、南斯拉夫、法國、日本等國的大報都發了消息。4月29日，羅傑斯國務卿在倫敦出席東南亞條約組織的部長級會議時，在電視上發表談話，宣稱，埃德加·斯諾在《生活》雜誌上報道的毛澤東邀請尼克鬆去訪問是“隨隨便便地提出的”。他認為，那不是“當真的邀請”。他還說，中國對許多方麵都是“擴張主義的”“相當偏激”。
這就使問題複雜化了。尼克鬆當晚得知羅傑斯的談話尤如聽到晴天霹靂，好半天才冷靜下來，隻好於當天親自出來舉行記者招待會，做一些糾正工作，在談話中用和解和語氣提到他可能訪問中國。有一段話簡直是講給北京聽的：“我希望，事實上是預期，在某個時間以某種身份訪問陸大中國，以什麼身份出訪我還拿不定主意。”
周恩來運籌較量，毛澤東批複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