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在1959年9月取代彭德懷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以後，半真情半假意地迎合與頌揚毛澤東。在毛澤東與中央第一線有嚴重分歧的時候，他堅決站在毛澤東一邊。1959年8月1日在討論彭德懷問題的中央常委會上，1962年初在許多人懷疑“三麵紅旗”的7000人大會上，林彪擁護毛澤東的主張，迎合毛澤東。在軍隊建設上，他揣摩毛澤東的心意，搞了“突出政治”的一整套。他不僅被毛澤東視為正確而加以器重，也在軍隊廣大指戰員中贏得很高的名聲。
在“文革”中，林彪更是抱定宗旨“緊跟”毛澤東。他處理中央傳閱文件的原則是“主席劃圈我劃圈”，亦即“毛澤東同意我同意”（林彪本人一般不親自劃圈，而由秘書代勞）。他在講話中以竭盡思慮想出的各種各樣“生動”的語言謳歌毛澤東，不僅充斥“高舉”“緊跟”“突出”之類的詞語，而且頗多“警句”。他的題詞有：
毛澤東思想指引下的人民革命是曆史前進的火車頭！
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導師、偉大的舵手毛主席萬歲！萬萬歲！
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立新功！
大海航行靠舵手，幹革命靠毛澤東思想。
這些題詞次次“突出主席”，都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林彪上天安門參加大會，規定秘書嚴格掌握出發時間，必須比毛澤東早到一兩分鍾，在城牆下電梯旁等候毛澤東；在天安門上，則緊隨毛澤東。林彪從來不讀《毛澤東語錄》，也從來不“隨身帶”，規定秘書替他保管。林彪每次去參加群眾性的集會，則由秘書交給他。當群眾高呼口號時，林彪用右手舉起《毛澤東語錄》，一上一下地揮動。大會結束，“紅寶書”又回到秘書手中。1966年，林彪批給毛澤東的文件都是寫“請主席閱”“送主席批示”之類的語句；從1967年年初開始，“請”“送”則一律改為“呈”字。有一次他對一位秘書說，“你覺得我這個人怎麼樣？有什麼優點？有什麼缺點？”秘書不敢評論，無以答對。林彪口氣平和地說：“可以評論。你說說看法，沒有關係。”秘書說：“我印象中比較深的有兩條：一條是，首長對毛主席跟得緊；另一條，是首長講話少而精。”林彪頗為得意，他說：“你談的這兩條特點，這第一條非常重要。要緊跟毛主席。其實我沒有什麼本事，我的本事都是從毛主席那裏學來的。你們給我當秘書，記住這一條很要緊。”緊跟毛澤東，這就是林彪的政治態度，是真誠還是虛偽？恐怕二者兼而有之吧。如果不從個人角度來考察，可以說，這具有那個時代的特點。
與此相聯係，林彪反對過於突出他自己。事例很多，這裏舉出四個：
例一，林彪規定，在送給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的傳閱件中，如有關於林彪的新提法，秘書要及時提醒。一次，在一份軍內上送毛澤東、周恩來、中央文革的文件中有了新提法，秘書就向林彪報告。當秘書說到文件中稱林彪為“副統帥”時，林彪立即表態：“劃掉！”當秘書說到文件中提到林彪是“三忠於”的“光輝榜樣”時，林彪斷然命令：“一律劃掉！”葉群在旁說“這一條不能勾”，說明“理由”；林彪不耐煩地說：“好了，好了，不劃掉這個提法就是了！”
例二，1967年3月20日，林彪在軍以上幹部會議上講話，講話的末段是：“另外，我講一個單獨的零碎的問題，最近，我發現有什麼林彪同誌語錄，是學生搞的，一個是一個中學校搞的，另一個是一個什麼紅衛兵組織搞的，我們就收到兩種，另外，我們總政過去也搞了我的一個政治工作語錄。我看，不要搞。你們看到的時候。請你們代為沒收。總政，我是給他們講了，我這個意見是雷打不動的，你們不要搞。現在我們的任務就是要善於活學活用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思想是全中國人民的思想財富，而且是全世界人民的思想財富。毛主席的話，一句等於我們一萬句。我們要以毛主席的思想來統帥全國，來指導我們一切的工作。”
例三，根據林彪的要求，中共中央印發了《林彪同誌給總理和中央文革小組的一封信》。林彪在1967年6月16日夜寫的這封信中說：“不宜提‘祝林副主席永遠健康’的口號。隻有突出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才符合於全國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需要和客觀實際。今後一切演出、一切會議、一切文件、一切報刊以及其他各種宣傳形式都應突出毛主席，不要把我和毛主席並提。”
例四，1968年夏，林彪出去“轉車”（坐在車上出去轉悠），在大街上看到一些“紀念林副主席八九講話發表一周年”之類的大字標語，回家以後就下令連夜把這些標語揭去。下麵立即執行。
這一些，能不能單純看做故作姿態以沽名釣譽呢？殷鑒不遠，至少是重要原因之一吧。正如林彪自己講的，他“身體不好”，他“神經不好”。他怕光、怕風、怕水、怕冷、怕出汗。他不洗澡，不吃水果，他對室溫有嚴格的要求：21相差不能超過半度。他要求在室內的各個部位都放著溫度計，以便隨時查看。他不能讀文件，需要秘書“講”給他聽。“文化大革命”中送到林彪那裏的文件，每天少說也有幾萬字，最多時一天有30萬字。經過秘書選擇和概括，講給林彪聽，講的時間限製在30分鍾內。一天隻許講一次，有一段時間準許講兩次。講文件的秘書，必須離他幾米遠，因為他害怕翻動文件時有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