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拿著信稿到十六樓的另一端找江青去了。我被中央文革辦事組的一位工作人員讓到一個小會議室裏等候。過了不長時間，聽從走廊裏傳來的說話聲，像是江青和戚本禹走過來了。但走進這個小會議室的，除了戚本禹外，還有陳伯達、關鋒和姚文元，惟獨沒有江青。他們幾個人坐在會議桌旁，逐字逐句地推敲林彪給主席的那封信；對於我這個旁觀者，他們裝作沒看見，不加理睬。他們修改文字的方式也很有意思；你一言我一語，但隻有幾個人都同意才由陳伯達落筆。以前我以為陳伯達在中央文革內有至高無上的權威，但通過這小小的場麵，我見那幾位“小將”並不把他們的“老夫子”看在眼裏。我於是想，在一切地方，表與裏都可能有個差距吧？
戚本禹此人在“文革”中躥得甚快，從《紅旗》雜誌曆史組組長躍為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局副局長、中共中央辦公廳代主任，出入中南海，掌握核心機要。
1983年，北京市人民檢察分院“京檢字第四十二號”起訴書，曾列舉了戚本禹在“文革”中的主要罪行：
1966年6月16日，由戚本禹起草，和關鋒共同聯名簽署了給江青、康生、陳伯達的信：“彭德懷到三線後還在積極進行不正當活動”，“直到現在還是一麵黑旗”，“要徹底消除這個隱患”。同年12月26日，即彭德懷被戚本禹指使的學生從四川挾持回到北京的前一天，戚本禹寫信給江青：“彭德懷現在已經被紅衛兵抓住，一、二日內即要押送回京。北京的學生，已經做好了鬥爭的準備。”
1967年1月12日，在釣魚台十六樓，戚本禹召集中共中央辦公廳的一些人開會。戚本禹說：“中南海冷冷清清，外麵轟轟烈烈”，“劉、鄧、陶在中南海很舒服，你們為什麼不去鬥他們”。還說：“你們可以貼大字報揭發朱德，可以去婦聯點火揭發康克清。”在戚本禹煽動下，當晚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局七八十人闖進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家，對他們進行圍鬥。也有人闖進朱德家，圍鬥了康克清，並在中南海西門等處，張貼了誣陷朱德的大標語、大字報。
1967年7月中旬，江青、康生、陳伯達等擅自決定對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夫婦進行批鬥。7月18日淩晨，戚本禹貫徹執行他們的批示，在人民大會堂召集中南海機關的一些人開會說：“前幾天中南海圍鬥了劉少奇，規模小，有人圍鬥他總是好，但是火力不強。”“對劉、鄧、陶要麵對麵鬥爭”，“這是你們相當時期頭等重要的任務”。“要使他們威風掃地，要殺氣騰騰，可以低頭彎腰”。戚本禹作了具體布置：“搞幾個戰鬥組織，有的搞劉少奇，有的搞鄧小平，有的搞陶鑄。王光美、卓琳也要搞。”在戚本禹的組織、煽動下，當天中南海三百餘人批鬥了劉少奇、王光美，強迫低頭彎腰。此後又多次批鬥了劉少奇和王光美，鄧小平和卓琳，陶鑄和曾誌，進行人身迫害，並先後抄了他們的家……
毛澤東在決定打倒王力、關鋒時，已對戚本禹十分不滿。在上海，毛澤東對楊成武說：“先抓王力、關鋒。把他們分割一下，看戚本禹有無轉變。”
在打倒王力、關鋒之後，戚本禹的根基也不穩了。
王力回憶了戚本禹被打倒的一些內幕情況：
戚本禹是忠實於江青的，早請示，晚彙報。聽說後來江青查抄彭真同誌的家，查到戚本禹給彭真的一封信。彭真請關鋒、戚本禹吃過飯。原因是1966年初學術批判時，彭真送了幾個人的材料給主席，其中包括批鄧拓和關鋒、戚本禹。我知道後跟彭真同誌說：“這個材料送不得，不要又搞成新的‘八司馬’（指1962年在中南海發生的‘八司馬案件’。當時，戚本禹是受批判的八個‘司馬’之一。‘司馬’是古代官名，此處隻是借用）。”彭真說送了。我說：“江青認為關鋒、戚本禹是大左派，送了他們的材料，怎麼得了？”彭真同誌為了緩和一下，所以請關鋒、戚本禹吃飯。關鋒吃了無所表示，戚本禹卻寫了信去謝彭真。江青查到這封信，很傷心：她的忠實追隨者戚本禹原來也讚揚過彭真！這是一。
還有，戚本禹同金敬邁搞的中央文革文藝組，在1967年1月一個晚上向江青彙報，說找到了她當年寫的第一篇小說，寫得如何如何的好。他們想拍江青的馬屁，誰知江青當場變了臉，說：“你們膽子倒不小，搜集我的材料！”戚本禹連忙推到金敬邁身上，把金敬邁趕走了。中央文革文藝組組長是江青兼的，戚本禹是副組長，金敬邁負責辦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