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又舉了曆史上的王莽，這個人最喜歡改名字的了。他一當皇帝就把所有的官職統統改了，把全國的縣名統統改了，主席說，有點像紅衛兵把北京街道名稱全改了差不多。他改了後仍不記得，還是記老名字。王莽皇帝下詔書就困難了，改得連縣名都不知道了。把老名字寫在詔書裏麵，這樣，使公文來往非常麻煩。
主席還說：話劇這形式，中國可以用，外國也可以用，無產階級可以用，資產階級也可以用。我們也可以設想，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個階級都可以用，無產階級可以用，資產階級也可以用。如果我們被推翻了，資產階級上台，他們也可以不改名字，還叫中華人民共和國，但不是無產階級專政，是資產階級專政。如蘇聯一樣，他都不改，還叫蘇聯共產黨，還叫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這個問題主要是看哪一個階級掌握政權，誰掌權，這是根本的問題，所以是不是我們還是穩當一點好，不要都改名了。
主席說，現在出了個問題，各省、市都想叫人民公社，與上海一樣，有的地方也叫了。最近主席反複在考慮這個問題。最初沒有那麼想，如這樣想下去，各省、市都叫人民公社，國務院叫什麼？中華人民共和國叫什麼？主席說，這樣就發生改變政體、國家體製問題、國號問題。是否要改為中華人民公社呢？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席是否變成中華人民公社的主任或叫社長？出了這個問題，就發生外國承認不承認的問題。因為改變國號，外國的大使都作廢了，重新換大使，重新承認，主席說，我估計蘇聯是不會承認的，他不敢承認，因為承認了會給蘇聯帶來麻煩，怎麼中國出了個中華人民公社？資產階級國家可能承認。
還有一個問題，主席考慮如果都叫公社，那麼黨怎麼辦？黨放在哪裏呢？因為公社裏有黨員、非黨員，公社的委員裏有黨員和非黨員，那麼黨委放在哪裏呢？總得有個黨嘛！有個核心嘛！不管叫什麼，叫共產黨也好，叫社會民主黨也好，叫社會民主工黨也好，叫國民黨也好，叫一貫道也好，它總得有個黨，一貫道也是個黨，公社總要有個黨，公社不能代替黨，所以毛主席說，我看還是不要改名字吧！不要叫公社吧！還是按照老的辦法，還是要人民代表大會，還是選舉人民委員會。他說：這些名字改來改去，都是形式上的改變，不解決內容問題，現在建立的臨時權力機構是不是還叫革命委員會……
毛澤東的一席話，說得張春橋、姚文元啞口無言，緊張萬分。張、姚這一回搶頭功，狠狠跌了一跤。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上海人民公社”於1967年2月24日宣布改稱“上海市革命委員會”。
陳伯達這位“理論家”，也不得不承認自己在理論上的重大失誤。
其實，倘若把康生1959年8月3日在廬山上寫給毛澤東的信重讀一遍，那就會發現，真正的“發明權”應當授予這位“大秀才”——他在那時候就已經提議把中華人民共和國改為“中華人民公社”了：
恩格斯在論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時，曾提議不用“國家”一詞，而用德文古字“公團（Cemein wesen）”或用法文“公社”。可見“公社”一詞，並不等於“共產主義”（雖然外國文字很相同）。巴黎公社，廣州公社，都不是實行共產主義的社會製度。根據恩格斯的信，不僅我們的農業合作社，可叫做“人民公社”，即“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可以叫做“中華人民公社”。這不僅沒有違反馬列主義，而且是符合馬列主義的……
盡管陳伯達與康生之間齟齬不斷，但在極左方麵卻驚人地一致！
據王力回憶，毛澤東與張春橋、姚文元的談話，大約兩個多小時。這次重要的談話，照理應當讓陳伯達參加，因為張、姚是以“中央文革”的“調研員”的身份前往上海，回來“述職”之際，怎不請組長陳伯達來呢？何況，所談的又是關於“上海人民公社”的問題，張春橋是在打電話向陳伯達請示，征得同意後宣布成立的。
談話即將結束時，毛澤東問王力：“你跟他們講沒講找他們來幹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