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蘭學者雅普·馮·吉內肯在其所著《林彪浮沉錄》一書，專門寫了一節《上海人民公社》，十分詳細地探索了陳伯達提倡公社的思想曆程：
1966年3月，陳伯達在《紅旗》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紀念巴黎公社誕生九十五周年。陳伯達本人研究過外國革命史。後來，他和他的北京文化批評家集團中年輕的激進作家、記者一起，埋頭研究曆史上存亡攸關時刻如何鞏固新生政權的實例，對它們進行哲學和曆史的分析。在《十六條》的第九條中，特別提到了這個問題：
“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的成員和文化革命代表大會的代表的產生，要像巴黎公社那樣，必須實行全麵的選舉製。”
8月底，在《紅旗》雜誌上發表了巴黎公社的選舉原則：“一切領導人都由人民選舉產生。當選人必須是人民的公仆，並接受他們的監督：選舉者可以隨時罷免和撤換被選舉人。”接著，又詳細地論述了這種選舉製度，但馬、恩、列、斯關於1871年經驗的消極教訓卻略而不提。林彪也把自己與“大民主”的呼籲聯係在一起。1966年秋，在天安門廣場的最後幾次群眾大會上，他說：“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則，充分實現人民民主權利，沒有這種大民主，不可能發動真正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陳伯達一次次提倡巴黎公社，張春橋、姚文元受到“啟發”，最初打算把上海新政權取名為“新上海公社”。
這時，《紅旗》雜誌正在準備發表社論《論無產階級革命派奪權鬥爭》。據社論的執筆者之一王力回憶，社論是毛澤東要陳伯達、王力、關鋒起草的。由王力、關鋒執筆，陳伯達主持。王力說：“這篇社論是主席奪權思想的綱領性文件，是根據主席曆次在常委會上談話和個別談話整理的。社論寫好後送主席審閱，主席批示：‘寫得很好，照發。’”
這篇社論，透露了毛澤東一句甚為重要、未公開發表過的話：
“毛主席把北京大學的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稱為：20世紀60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這時，毛主席就英明地天才地預見到我們的國家機構，將出現嶄新的形式。”
北京聞風而動，準備成立“北京人民公社”。江青跟關鋒已在商量“北京人民公社”的領導成員，想由中共中央黨校造反派李廣文負責，戚本禹參加。毛澤東則不同意李廣文，要謝富治負責。
就在這時，陳伯達從北京給在上海的張春橋打電話。打電話時，王力在側。陳伯達在電話中，向張春橋通報了《紅旗》雜誌即將發表的社論的內容，以及北京準備成立“北京人民公社”的消息。
急於搶頭功的張春橋和姚文元，馬上找上海十多個造反組織的頭頭們開緊急會議，決定把“新上海公社”改名為“上海人民公社”，搶先召開成立大會。
據王力回憶，毛澤東要他打電話給張春橋、姚文元，要張、姚參加上海新政權的領導班子，告知這是政治局常委會的決定，是主席的意見。但是，王力回憶說：“主席沒有叫我告訴他們讓上海成立公社。”
2月12日早上，奉毛澤東之召，張春橋、姚文元從上海飛往北京。王力在機場迎接張、姚，然後陪同他們驅車直奔中南海遊泳池。王力回憶說：“主席坐在屋裏，穿著他那件睡衣，跟張春橋、姚文元談話。”
王力記得，毛澤東這次談話，共談三個問題，其中第一個問題就是關於“上海人民公社”。
毛澤東的談話，張春橋於1967年2月24日曾在上海作過傳達。現據檔案中所存張春橋傳達的記錄原文，照錄於下：
毛主席說：巴黎公社是1871年成立的，到現在誕生96年了。如果巴黎公社不是失敗而是勝利了，那據我看，現在已經變成資產階級的公社了，因為法國的資產階級不允許法國的工人階級掌握政權這麼久，這是巴黎公社。再一個是蘇聯的政權的形式。蘇維埃政權一出來，列寧當時很高興，認為是工農兵的偉大創造，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新形式。但當時他沒有想到這種形式，工農兵可以用，資產階級也能用，赫魯曉夫也可以用。從現在的蘇維埃看來，已從列寧的蘇維埃變成赫魯曉夫的蘇維埃了。
主席還說：英國是君主製，不是有國王嘛？美國是總統製，本質是一樣的，都是資產階級專政，還有很多例子，南越偽政權是總統製，它旁邊柬埔寨西哈努克是王國，哪一個比較好一點呢？恐怕是西哈努克比較好一點。印度是總統製，它旁邊的尼泊爾是王國，這兩個，哪一個好一些？看起來還是王國比印度好點。就現在來看啊，中國古代是三皇五帝，周朝叫王，秦朝叫皇帝，太平天國叫王，唐高宗（即武則天的丈夫）叫天皇。他說，你看名稱變來變去，我們不能看名稱，問題不在名稱，而在實際，不在形式，而在內容。總統製、國王製、君主製，所謂資產階級民主製，這些都是形式。我們不在名稱，而在實際，不在形式，而在內容。總統這名稱在英文裏和校長是一個詞，好像校長就低得多，總統就高得多，在英文裏是一樣的。所以主席說，名稱不宜改得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