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連“中央文革小組”，也在“剝筍”。
穆欣被“剝”掉了——因為有人揭發穆欣在“文革”前有精神病，列為“惡毒攻擊”之罪。江青隨手給他扣了頂“叛徒”之帽，讓王力派人去調查。於是，“中央文革”的名單上，便勾去了穆欣的大名。
尹達也被“剝”掉。這位曆史學家，早在1931年便已參加河南安陽殷墟發掘，1938年在延安加入中國共產黨，解放後成為中國科學院社會科學部委員、考古研究所副所長、曆史研究所第一副所長。一頂“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就使他靠邊。
郭影秋、鄭季翹、劉文珍受到衝擊，不再參與“中央文革”工作。
在1966年底，“中央文革”四位副組長中的兩位——王任重、劉誌堅受到了“炮轟”。在省委書記之中，除了陶鑄，要算是王任重喜歡動動筆頭的了。在王任重領導下的中共湖北省委寫作小組，以“龔同文”為筆名，在“文革”前發表了許多雜文，其中不少是王任重親自寫的。正因為王任重頗有“文名”，毛澤東十分看重。他當“中央文革”副組長，也因為是省委書記中的“秀才”。可是，“文革”風暴驟起，全國29個省、市、自治區的第一書記，除了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勳寫大字報支持造反派之外，全都受到炮轟。王任重雖然有著“中央文革”副組長的光輝庇護，造反派也知他並非江青“嫡係”。湖北的造反派早已把炮口對準王任重。不過，一般性的“炮轟”，還打不倒王任重。
完全出乎意外，一首小詩，竟成為轟倒王任重的重磅炮彈。那是一個造反派偶然從王任重的兒子那裏，看到王任重寫的一首詩，內中稱毛澤東為“戰友”“兄長”。這本來是很普通的、很正常的事，可是在那種“非凡的年代”，造反派們如獲至寶：“哼，你王任重膽大包天，竟敢跟偉大領袖毛主席稱兄道弟！”頓時，武漢三鎮的造反派們起哄了，向王任重興師問罪。江青大喜，她正巴不得找個由頭“剝”掉王任重。這時，陶鑄出麵保王任重，向毛澤東寫了報告，建議王任重辭去“中央文革”副組長職務，仍回中南局工作。而且王任重當時正患肝病，陶鑄建議讓他休養、治病。毛澤東在報告上批示：“王任重同誌是文革小組副組長，要離開文革小組，請政治局和文革小組開個聯席會，對任重提提意見。”
自1966年10月起，王任重便離開北京，到廣州養病。
繼王任重之後，劉誌堅被“剝”去“中央文革”副組長的職務。劉誌堅是在1964年奉命去廣州參加調查“大比武衝擊政治”，一度被林彪看中。這樣，當林彪委托江青召開那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時，便派劉誌堅作為座談會的召集人。“中央文革”成立時考慮到要有軍隊方麵的代表，選中了劉誌堅。劉誌堅是解放軍總政治部副主任，兼任全軍文革小組組長。
江青很快就發覺，劉誌堅“不聽話”。1967年初，江青稱劉誌堅為“兩麵派”，很快就把他打倒了。江青對部隊的造反派說：“像劉誌堅這樣的人物，我們幫你們揭發。我名義上是軍隊的文化顧問，但是他從不向我彙報。去年開了個座談會（指林彪委托江青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他有了政治資本。因為蕭華有病（蕭華為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病了兩年。他的手伸得很長，當了中央文革的副組長……他是典型的兩麵派。”
陳伯達附和江青，給劉誌堅安了頂“叛徒”的帽子，把他打倒。
“叛徒”是“文革”中流行的“帽子”，要想整倒誰，胡弄了一點“調查材料”，說成是“叛徒”，便可把人置於死地。
關於劉誌堅所謂的“叛徒”問題，徐向前後來說明了真相：“陳伯達說劉誌堅同誌是叛徒，其實根本不是那麼回事。那是在抗日戰爭時的一次戰鬥中，我們的部隊遭到敵人襲擊，劉誌堅同誌被俘了。冀南部隊司令部接到地下情報組織的消息，說日本人在某時通過某地，根據這個情報，我們的部隊在敵人通過的路上打了一個伏擊，當天就把劉誌堅同誌救出來了，根本無所謂叛變。”
可是，在1967年初，就是憑著江青所說的劉誌堅是“兩麵派”，陳伯達所說的劉誌堅是“叛徒”，再加上所謂的劉誌堅“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就把劉誌堅打倒了。
這麼一來，“中央文革”的“領導”隻剩下組長陳伯達、第一副組長江青、副組長張春橋，還有兩位顧問，即陶鑄和康生。
圍繞著張春橋跟王洪文就安亭事件簽訂的五條協議，陶鑄和江青、陳伯達之間便有過激烈的磨擦和鬥爭。這樣針鋒相對的爭論，在陶鑄和江青、陳伯達之間，有過多次。江青聯合陳伯達，決心“剝”掉陶鑄。